西德《明镜》周刊刊载访华文章：《“同志”这个词不用了》

作者在南京参观以后说，现在学校的秩序恢复了，教室干净，，学生彬彬有礼，教师与学生之间用老习惯互相称呼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一九七八年第二十三期刊登一篇题为《“同志”这个词不用了》的访华文章，摘译如下：
解放后的三十年，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人民能吃饱、穿暖、有得住。
就整个中国来说，这个水平还是原始的，绝大多数居民住的房子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和独用厨房，甚至在城里灰色旧房子后面新盖的公寓楼，大部分也只有一层一个厕所，两、三户人家合用一个厨房。
单身工人婚前——多数不到二十九岁——终年居住的工厂大寝室是营房式的，三、四十人合住一间，睡在长木板床上，并且合用一只水龙头。
大学生的住宿条件也一样，在南京大学每间十六平方米大小的宿舍里，睡八名男青年或八名姑娘。他们围着一张公用的、只有一只灯泡勉强照亮的桌子学习。
全国各地的工厂、研究所和车间，其工作条件也许即使在三十年以前都不会有人称之为现代的，建筑物破旧、机器过时、仪器陈旧。
这个国家与解放前中国相比，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是，与其它工业国相比，中国还是落后得令人沮丧。
中国人用固有的自我满意的口号把他们的不足当成了美德，但这样也就把自己同世界其它地方技术发展的主流隔了开来。
他们的军队在北部边界不足以对付苏联的威胁。他们的工业，生产不了开发中国地下资源所需要的高度发展的机器，他们的科学研究，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工业化进步的要求。
一位在北京的西方观察家评论说：“人们向我们讲述中国外科大夫断手断指再植的伟大成就，可是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讲过，有那么多的工人断手是由于中国劳动条件差、劳动场所缺乏安。全措施而造成的。”
多年来，中国人陶醉于自己的关于丰收、生产指标翻一番和一切可以想到的领域中惊人成就的宣传报道，现在，他们愕然地听到他们的领导人说：“我们落后了二十年”和“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了”。
今天，人们时常向来访者公开谈论一切运转不灵的方面，负责干部向来访者指出不足和落后，人们不吹嘘了。而且，由于中国抛弃了过去宣传的耀眼假象，就显得它成了这样的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有着现实的渴望，也有实际的困
难。
“我两年只见我爱人一次面”，贴在上海一个公共汽车站上的手写小条上写道：“我在棉纺十三厂工作，她在辽宁省，谁愿意跟我或她对换工作地点，使她和我能重新一起生活，请找×××联系。”
从前，象这种我们（欧洲）这里小广告或读者来信这类东西，警察总是撕掉的。现在则到处可见。
有人在商品购销单边上，发现一个妇女的招贴，她诉说当地上市的鱼总是烂的；还有人发现一个父亲写的小条，他要求就他女儿在医院里打针后死亡一事进行调
查。
中国不再试图按一张完美无缺的国家的图像来生活了，在那里据称看不到西方工业社会从犯罪到环境污染的任何缺陷——一幅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加以高度描绘成为神话的图像。
访问者很快发现，中国成千成万辆举目皆是的自行车，虽然没有照明灯，却挂着大锁，显然是因为中国与其它地方一样地有小偷。
在中国，监狱里也关着小偷，南京监狱有武装警卫在砖砌的红色岗楼上站岗，周围设置了铁丝网，似乎与世界其它地方的监狱一模一样。
访问者从南京长江大桥看到黑色废水从一家工厂流入江里，导游就环境污染问题津津乐道：“鱼是喜欢这种废水的，那是一家肉类加工厂。”
但是，南京城北门外湖里的鱼，无疑全是死于另一家工厂的化学废水的。
在广州，白色泡沫由一家工厂流入连接珠江的沟渠；而上海，烟囱冒着烟，清晨，黑压压的臭烟形成钟形雾罩，跟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大工业城市一样。
今天，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国家的缺点、落后和发展不足，当然——理由已经又有了：一切都是四人帮的罪过。
这个工厂不生产？四人帮之过。列车误点？四人帮之过。
把四人帮作为借口，可以公开批判失职的事情和揭露以前隐瞒的事情，四人帮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用来唤起人们对制度的信赖。
四人帮的恶劣影响在每个工厂、医院、学校不遗余力地一再加以谴责。
在过去十年里，学校曾经是激进派偏爱的战场，学生们在“造反有理”的口号鼓动下，斗老师，也互相斗。
《人民日报》写道：“文化革命期间，仅北京的学校就打破了二十万平方米的玻璃。”
南京四十五中的秩序恢复了，教室干净，学生彬彬有礼。在走廊的标语牌上、盆景旁边，写着口号：“学习、学习、再学习！”
“同志”这个词不用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用老习惯互相称呼。
学生无权参与学校的领导了。
大声欢呼从四人帮统治下获得解放——但是象南京美术学院师生的作品仍没有摆脱四人帮期间流行的呆板的标语类型：微笑的工人，幸福的农民，时刻准备着的战士。
四人帮要从中国文化中清除外国和资产阶级的影响，从而发展无产阶级新文化，这种尝试失败了。但是，迄今没有提出新方针来重新激发中国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许多今天作为新的来加以庆贺的作品，只不过是旧作品重新发表：旧影片、旧乐曲、旧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