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门了吗？在北京的一个星期》

他叙述了在中国的见闻和所受到的接待使他感到奇怪和“沉闷”之后说：“中国要维持在国际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必然要开放国家”
【本刊讯】日本《现代》月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号登载东京大学教授江藤淳的访华文章，题目是《中国开门了吗？在北京的一个星期》，摘译如下：
如果说国防水平落后二十年，那么国民生活就落后三十年以上，至于人们的思想，则落后一百年……
我一直对于日本人访问中国必须通过日中友好协会或日本文化交流协会那种所谓“友好团体”才能实现的做法怀有不少疑问。我想，如果有可能，希望在这堵看不见的墙上打开一个通风口。于是我借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机会，决定拿自己来进行一次试验，看一看单独自主地访问中国是否可能。
我在九月初大学的暑假结束不久，就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求，此后到实际启程前的十月三日傍晚以前，中国方面一直没有任何回答。
十月三日晚上，从大学的研究室回到家来，正解开领带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接电话，原来是外务省来的。说几分钟前驻北京的大使馆有了答复。
我到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印象是，虽然耕种得很好，但是树木太少。
飞机从上海上空北上北京的时候，天空晴朗，大体可以清楚地鸟瞰地面的风景。平原是田地，山岳地方基本上是秃山。充分显现出干燥农业地区的特色。飞机降低了高度，才清楚看出收割已经完毕的小麦地畦垅。看来中国的农民是很勤劳的。田地收拾得很好，比世界任何地方的农田都显得使人感到愉快。
但是，飞机着陆后，在跑道滑行着，总看不见象是机场大楼样子的建筑。好不容易转到日本航空公司飞机的前面，才出现了颇象上野火车站那样的建筑物。看正面悬挂着巨大的毛泽东画像，才知道这就是机场的建筑。只有两架象是中国民航国内航线的中型螺旋桨飞机停在日航飞机的旁边。周围是一片旷野，觉得没有比这更突出的象征着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孤立的景象了。
在机场大楼的门口，有中国方面的人聚在一起，带着有点呆板的表情等候着我。大家都不说话，好象在眼睛深处隐藏着表情。这是心灵从来没有开过窍的人的特殊而近似无表情的表情。有说不出的沉闷感。
从机场到北京饭店，大约是四十分钟的路程。上了林荫，立即就看出来骑着自行车的人。和自行车之多相比，汽车在市内也是寥寥无几。
下车一看，感到奇怪的是北京饭店没有柜台。在什么地方办住旅馆的手续呢？环视宽阔的楼道，连柜台的影子也找不到。电梯在十四层楼停住。来到一四○五号房间，赵翻译转动了插在门上的钥匙，打开了门。他说：
“这是先生的房间。”
我打开双重的法国式门，到阳台一看，长安街上从东向西，从西向东奔流的自行车连续不绝。自行车太多，使人感到不太舒服。汽车不时高声鸣喇叭，在自行车洪流中穿行。终于来到了北京的感慨在这时候才涌上心头。汽车喇叭声非常刺耳，于是我关上了法国式门，坐在沙发上。这时我想，为什么这个饭店没有柜台呢？又想，中国方面为什么不归还我的护照呢？
想到这里，心中突然一闪。北京饭店所以没有柜台，肯定是因为原则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的外国人住宿。
被邀请的人受“欢迎”，而且，是受到周到的款待。但是这种“欢迎”必须以存放护照为代价。这时，受到邀请的“外宾”的行动自由就受到限制。只能按对方的安排行动。
公务人员必须把官方护照交存对方国家警察的例子，除中国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国家呢？
以后才知道，虽然通过日本大使馆一再要求，怎么也不能推倒对方把我作为中国政府文化部邀请的“外宾”来对待的见解。
对尽一切礼节来“欢迎”“外宾”的中国方面，我不能不表示敬意和谢意。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仍是使我想到这种殷勤本身就是不可打破的闭关锁国之风的最好例证。
尽管这样，中国方面却在短时间内，在那样繁忙的情况下抽空接见了我。无疑，这自然也是例外中的例外。对于这种照顾，我是毫无保留地衷心地表示感谢的。
本来文化交流是不能单向通行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文人的访日完全断绝了。这次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的日中两国之间，日本文艺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之间还没有进行交流，难道不是不自然的吗？
最初，中国方面表现了点头倾听的态度，不能得到什么具体的反应。但是，在回国前一天，十月九日上午同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夏衍会谈的时候，这位中国文艺界的老前辈主动谈出了和我的主张相同的想法，不禁使我大为吃惊。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在两国邦交上开创了新纪元，实在是大喜事。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飞跃地扩大文化交流。不说打开窗户那样小的事，而应该大大开放门户。我们要重视老朋友，同时也热烈希望接来很多新朋友。”
夏衍先生这样说，抬起眼睛望着我。
“……政治观点不同的人，还有艺术流派不同的人，我们也都要积极向他们学习。我们热烈欢迎这样的日本朋友访问中国。”
我当时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岂不是我的话变成回声又回来了吗？可能是我到处说的话由各个会谈对手提到最高一级，经过研究讨论而得到承认，然后成了现在夏衍的讲话，一定是这样的。这是中国方面的正式回答。
一切都被文化革命和“四人帮”搞得乱七八糟，要消灭这种落后现象是不容易的。这话不仅是夏衍，邓小平副总理以下的政府首脑，直到以丁谷先生为首的接待人员都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恐怕不可能是空话。如果说国防水平落后二十年，那么国民生活就落后三十多年，至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大约落后一百年。从文革梦中醒过来的中国领导人吃惊地看到这一点，开始拚死努力去消灭落后现象。
中国将从明年度开始向日本和西方先进国家派出多达二万人的留学生。据刘西尧教育部长说，暂时向我国派送理工科专业研究生五百人，中国还要求许可留学生寄居日本人的家里。
制订这个宏伟计划而要坚决实行的是邓小平副总理一代人，反映在他们脑子里的中国，无疑是在第一次大战后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好不容易才成功地统一了国家，但是在建设中一再遭到无情失败的中国，吃尽了“自力更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空话的苦头，结果他们咬紧牙关，苦思苦虑要给仍然只不过是个“后进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四个现代化”。
但是，既然如此，另一方面为什么中国又把外国人只当作“邀请”的“外宾”，才允许入境，在北京饭店不设柜台，不许随身携带护照，坚持这样矛盾的政策呢？在我乘坐的贴有“文一”标记的汽车把身穿人民服的老百姓挤到一边，开到故宫博物院的正门前时，一刹那间人们眼中浮现出来的是强烈反抗的眼神，我是难忘的。因为领导人“欢迎”外国人而同民众隔离，民众把受“欢迎”的“外宾”看作无条件享受特权的“洋鬼子”而加以反对。中国现代的领导人为什么不能切断不仅是清朝以来，简直是有史以来连续不断的中华思想的恶性循环呢？说不定他们认为一旦切断，中国立即就不成其为中国，而抱有危机。中国要维持在国际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必然要开放国家。但是相反，开放的程度越高，中国的现行体制和中华文明的危机就越深刻。
我不是预言家，没有能力判断是什么。但是，我想今后要注意报纸角落里不知什么时候会登载出来的小消息，那就是北京饭店设置总管理处，和投宿世界各国首都的饭店一样，旅客能够按照自己的情况预约或投宿。这种消息也许是和“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同等重大，或者含意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