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风度还是招徕生意的手腕？》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刊登威廉·帕夫发自巴黎的一篇文章，题为《对华关系：政治家风度还是招徕生意的手腕？》，全文译载如下：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华盛顿的官员们显然确信，美国对中国的承认将会使国际秩序发生转变。华盛顿看问题的方法肯定有了变化，莫斯科也是如此，但这是否一定是好事情，却还有待说明。在有关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开展贸易的可能性方面，这种对世界力量组合的新看法也同我们以前把大陆中国看作是台湾失掉的一些省份一样荒诞不经。而且，我们还得在对苏关系上付出代价。
现在看不清楚这一损失是否得到了认真的估价，一想到这一点就使人感到不安。华盛顿一心想创个纪录。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在一九七八年取得了什么成就？现在可能作出的回答是：在（如卡特总统所说）“三十年来国际事务一直不正常”之后，美中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的回答是：是为了使政府现在能说它在一九七八年当中干了点大而重要的事情。就算这是一个近乎正确的解释，我们还是有理由感到担心。
但是，首先必须说，世界上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不是超级大国。用工业力量和生产率、对国家人力物力的有效组织、拥有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机构这样一些最具体的尺度来衡量，日本、西德和法国都比中国更能算上“超级大国”。中国有庞大的军队，众多的人口，还有原子弹。它还有古老而丰富的文化。要是中国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把它的人民的毫无疑问的才智用到科学技术上，建立起一个现代的国家政府，使教育和文化生活对外界开放，那它就会成为一个用任何尺度衡量都是可怕的国家。
但是，最近几个月中，只是由一批主张现代化的、雄心勃勃的领导人取代了蒙昧主义的、激进的领导人。单是这一点并不说明中国已经得到了改造。即使这些领导人能顶得住他们势必遇到的国内反对派的刁难，中国人民也还要进行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依然面临着长时期的深刻而动荡的变革。当然，中国的幅员和潜力总是使世界各国把它看得比实际上强大、比实际上更具有危险性。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在对共产党中国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处于一种好象是民族妄想狂的状态。我们之所以进行越南战争，是因为我们害怕中国的威胁，至少这是约翰逊政府以及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在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间为我们在越南承担义务提出的理由。五十年代，我们对外交部进行了不光彩的清洗，因为有人认为我们的一些外交官和学者“失掉”了中国。我们一直坚持对蒋介石的台湾进行政治上不明智的、而且——正如我们现在发现的——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代价很大的投资，把台湾看作得到美国支持的中国流亡政府。（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现在，我们急切地要把这一切翻转过来。我们从前的台湾盟友如今成了令人为难的障碍，我们的对华政策已经变了。正如福特所说，历史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因在对华关系方面变幻无常受点损失倒没有什么，因为我们距离那里有六千英里之遥。俄国人同中国的关系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是要认真对待的，因为它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领土和意识形态冲突。两国边界线也很长。中国要是用它的军事实力——庞大的军队和简单的原子武器——去对付苏联，那是会造成严重影响的。
因此，我们的对华政策对苏联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中国的条件承认中国的，而且提到了“霸权”（这是中国对苏联的蔑称），这是对莫斯科的一个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打击。我们同中国做生意，向中国出口技术，会削弱苏联的安全，也会使俄国人再度担心自己被包围。
这或许正是美国政府所希望的，但是，我们最好能对我们采取的每一步骤的份量和后果作一番估计，并向苏联领导人明白表示，要使我们不做某件事情，他们就该怎么办，不然，我们就要做那样的事了。我们能给苏联人增加麻烦，但是他们也有办法报复我们。苏联是我们的核对手，它部署了很大的力量对付西欧，在西欧、中东和非洲有着重要的政治资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将成为一个对我们具有比中国重要得多的根本意义的国家。
问题倒不是我们必须在苏实行侵略性对外政策的时候对它友好。我们目前同莫斯科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问题在于，政府中那些决定打中国这张牌——确切些说，是那些决定在中国用美国这张牌反对苏联的时候同中国合作
——的人，是否真象他们考虑宣传效果那样周密地考虑了战略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