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华尔街日报》刊登署名文章：中国：新的坦率态度，旧的思想方法

说中国今天在许多方面有了变化，与四、五年前成鲜明对比，但是依然有许多老的谈话方式、思想方法和做法；当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几乎到处都能遇到的官僚主义态度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十二月二十日登载秦家聪的文章，题为《中国：新的坦率态度，旧的思想方法》，摘译如下：
中国今天在许多方面已经是一个有了变化的国家。对四个城市进行的一次为时五周的访问，使人得到的印象与四、五年前的中国成鲜明的对比。
首先，人们开放得多了。不再自然而然地抱着猜疑和敌意的目光看待外国人。事实上，许多普通中国人现在都愿意同外国人交谈，甚至讨论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其坦率态度要是在几年前是无法设想的。
这一切都是好现象，是打倒四人帮的直接后果。官方报纸反映了这种放宽的态度。直到不久前官方报纸还是报喜不报忧的，大概是为了鼓舞公众的士气。这样做对于见识不那么广的人也许是有效的，但是在许多知识分子中却产生了一种怀疑不信的心情。
现在，报纸愿意承认缺点错误了，可笑的是，这样做却使报纸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生动了。那些放大胆子揭露制度方面的弊病并提议实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刊物，如《中国青年》，深受读者欢迎，而那些登载枯燥无味的文体、华而不实的长篇意识形态文章的刊物，如《红旗》月刊，则销路下降。
虽然这些新情况是有积极意义的，理应受到赞扬，但是有许多老的谈话方式、思想方法和做法依然存在。
为了使人民对领导有信心，中国人多年来向人民灌输思想，在领导人的名字前面加上“伟大”、“英明”、“敬爱”等这一类形容词。虽然这些领导人事实上是伟大、英明和敬爱的，但总是用这些词就失去了一切意义。
对外人说来，谦虚一点，少吹嘘自己的优点，尤其是在这个阶段，倒可能是比较谨慎的方针。
中国还喜欢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也终于承认自己在经济上落后，必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这种明显的矛盾似乎并没有使某些官僚和宣传工作者感到伤脑筋，他们继续谈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记者问起，既然中国的制度优越，为什么还这么落后，他们把责任归咎于“四人帮”或林彪或其他某个坏人，并且说，要不是他们的阴谋破坏，中国的经济本来是可以跃进的。
有些为社会主义制度辩护的人，可能只是在重复几十年来灌输到他们脑子里去的宣传而已。但是，有许多人似乎由衷地相信，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如果正确地执行，将是真正民主的。然而，忠于社会主义常常被解释成忠于当权的人。中国官员往往把外国访问者分成“友好的”或“不友好的”，而不是分成“客观的”或“有偏见的”。这种把人分类的倾向往往使得例行的征求批评意见的态度显得不真诚。
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几乎到处都能遇到的官僚主义态度。中国民航局由于其职工的态度傲慢而名声不好，该局职工都来自空军。
最近有一位香港客人，他的北京话也许说得不太好，要求订一张上海到广州的机票。民航局的人听错了，把机票的日期搞错。客人向他说明这个错误以后，民航局的负责人还是坚持要他付八元罚款改机票日期。
出租汽车司机有时也令人感到可气。由于只能在饭店和一些特殊的地方才能叫到出租汽车，许多乘客在办事的时候都要求汽车等着。有一天晚上，广州一名出租汽车司机不肯等，他向乘客保证，可以随时打电话到饭店去，马上会派出租汽车来接他。这位乘客办事所用的时间稍超过他预计的时间，他办完事后打电话到饭店去要出租汽车。结果是所有司机都回家睡觉了。他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凌晨一点，才有一位困倦的司机被从床上叫起开车把他接回饭店。
想寻找某人在某家饭店住哪间房，有时也是令人失望的。
有一次在北京，一位访问者获悉某英国实业家住在民族饭店，他拨电话去民族饭店打听他的房间号，但得到的答复说没有这位实业家。由于事情比较重要，这位访问者坐了出租汽车到民族饭店去亲自查登记本，结果徒然。然而，民族饭店的服务台承认登记本不全。饭店不知道所有客人的身份。后来，这位访问者通过别的朋友打听到了他的这个朋友的房间号，又打电话去民族饭店问住在那间房的人是谁。那时，民族饭店才证实住那间房的就是这位英国实业家。
中国的一个不正常现象是中国政府似乎歧视中国公民。只有外国人才能进“友谊商店”。白种人可以随便进出这种商店，不用出示任何身份证件。而华侨却往往要先出示护照才能进入。
有时候，中国官员解释说，采取这些步骤是为了保护“外国朋友”，守门人员必须检查证件以防“坏人”进入外国人的特种商店或居住区。这就显然使人得出结论，白人都是好人，中国相貌的人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