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著文谈中美建交《中国的现实》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十七日刊登爱德华·弗里德曼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现实》，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弗里德曼是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一个专家）
美国同中国和解的较深一层的原因不在于最近出现任何突然的和表面性上的转变。早在四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就特别设法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毛主席认为美国的重工业将需要新的市场。而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它可以充分利用它所能获得的所有的美国投资和机器。毛要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的充满热情的决心，使他能够现实地把同美国建立这样的经济联系看成是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需要协调一致的。此外，美国的众所周知的欧洲第一主义，意味着华盛顿不大可能会用它自己的军队来干涉新中国。
然而，毛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建议却被漠视了。杜鲁门时期在全球展开反共冷战的作法，使得无法同一个被说成是苏联傀儡的革命的中国妥协。因此，杜鲁门对中国实行了贸易禁运，对欧洲盟国施加压力，要它们不得投票支持北京在联合国获得席位，并且开始把驻日美军变成对付亚洲共产党的一个前线武装力量。为了安全和获得经济援助，毛当然便求助于斯大林。
但是几乎紧接着，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就竭力摆脱苏联的潜在的经济束缚。北京则代之以坚持全面的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就致力于同美国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和结束关于台湾问题的所谓僵局。对毛来说，台湾从来不是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
由于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岛上的政府，把它当作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台湾就成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恢复正常关系的一个障碍。这就意味着把中国排斥在各种国际机构之外。这种把中国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的做法，对北京的爱国的统治者来说是一种令人痛苦的和恼火的羞辱。从而台湾就成了中国的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民族主义问题。我们承认北京长期以来的现实状况：即北京是中国的唯一政府，而使台湾问题从引起民族主义激情的感情冲动的领域中解脱出来，这样做对台湾地区的和平是非常重要的，对台湾人民的安全尤其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不能指望他们这样讲。
中国认为，尼克松总统是承认这一现实的，一九六八年，他使美国不再在全球采取反华政策，那时的经济的现实情况迫使他恢复四十年代的政策，因为美国必须再一次把它同工业化世界的关系列为当时的首要事务。
因此，美国就不再对中国采取直接的对抗行动了。只是由于水门事件和里根的压力，才迫使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未能使美国重新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合理的行动，这是卡特现在所做的。同样的，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也曾不得不击退林彪式的激进分子，他们拒绝奉行毛设法为中国人民获得物质利益的政策，并反对毛始终抱有的希望同美国保持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的愿望和作出的表示。
这并不是说两国政府的利益就一致了。中国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和罗得西亚解放力量的民族权利。它仍将站在北朝鲜和柬埔寨一边。中国在处理国际经济问题的机构中还将不断同美国发生冲突。中国一贯站在穷国一边反对富国。
中国最关心的一直是争取目前有一个和平环境，使它能够进入国际经济市场购买它为使它的人民过象样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四十年代，以后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以及最近从一九七一年以来毛在经济上对美国作出重大姿态的原因。中国人对他们从前创造的文明感到自豪，并且相信他们现在能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当然我们应该祝愿中国人顺利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一直应该这样做。由于华盛顿已被迫改变了美国在世界的作用，卡特总统现在才能在互利的基础上对毛主席的接班人作出有理智的反应，而杜鲁门总统却不能对毛本人作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