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时代》周报刊登特奥·佐默尔访华文章《“我们敞开了大门”》《长征的代号是二000-------中国打算怎样实现现代化》

【本刊讯】西德《时代》周报十一月十日刊登特奥·佐默尔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敞开了大门”》，副题是《长征的代号是二○○○——中国打算怎样实现现代化》，摘译如下：
中国是落后的，它在世界水平的后面蹒跚而行，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邓小平这样说。
现在，中国的确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是一种特殊的发展中国家，是不能同大部分年轻国家相比的。中国有三千年的管理传统，它能够让它的人民吃饱穿暖；它有工业基础，这种工业基础可能使其他许多国家充满了嫉妒心情；它的人民是智慧的，几乎所有人都能看书、写字。它的起点是比较好的。即使平均每个人的收入远远低于一千马克——但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初步繁荣的穷国”。
繁荣是微不足道的。它仅仅体现在占有一辆自行车、买一台缝纫机、希望有一台电视机。小汽车甚至还是遥远的梦想——在整个巨大的国家里没有私人汽车，只有将近十万辆轿车，这些轿车是供官员们使用的。奢侈是外来语落后也是不可否认的。到处都能看到它—在工业中心上海以及农村、在核研究中心以及在第一九六步兵师都可以看到落后的状况。例如上海：这个有一千万人口的城市的港口设备在黄浦江岸蔓延数公里，乍一看使人想起了汉堡——但是仅仅是乍一看。第二眼便看出了差别：不是起重机林立，只有很少的货栈和轨道，几乎没有集装箱技术，装卸设备古老。
在专供参观的上海机床厂——曾是毛所喜爱的工厂——也得到了好坏掺杂的印象。在车间里许多机器都不开动，生产率不可能特别高。
明显的落后农业落后是最明显的——而且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还一直是生活在农村。他们的劳动强度尽管非常大，农村许多地区稻米单产也超过了日本平均每公顷六吨的产量，但是还完全是按照原始的方式耕种土地。在驱车大约两千公里的旅途中我们仅仅看到了微不足道的拖拉机数目，却看到了数百辆由牛、驴、马、骆驼和水牛拉的兽力车。到处都是用镰刀收割。农民建立的水利工程——堤坝、挖运河和灌溉系统——几乎完全是在没有现代化机器情况下产生的：镐、铲和扁担是重要辅助工具；人代替了发动机。
兰州的核研究中心也不给人以最现代化的印象。关于造一个大型回旋加速器的计划，关于增压室、同位素分离装置、自己制造的计算机和控制室，当时有一点是清楚的：所有这些看来更多地象一个手工业工厂，而不象一个现代化的研究所。所有这些不一定说明中国的核物理不行。也许中国人就是用如此简陋的设备制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然而这些不是世界水平。
军队也如此。天津附近的一支供参观的部队第一九六步兵师努力给德国记者组留下印象。依靠竹竿和绳索攀登墙壁，最后不用任何辅助工具攀登——这是争夺村庄的战斗的一个插曲，应认为它的武术价值超过了军事用处。
实弹射击是好的，在一百米的距离内十发十中，但是，却是以准备好的姿态，有支撑，而敌人在此期间不开火。导弹无论如何是比较好的，而中国人几乎还没有。
人们不能责怪中国人想摆脱贫困。他们“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
——的目标就是这个。到本世纪末，四个现代化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使它在经济上走在“世界的前列”。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在中国“第二次长征”的这些野心勃勃的计划后面，既没有外交方面的估计，也没有内政方面的妄自尊大。在这后面可以看到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出生的命令式。中国的人口今天有九亿——无论如何这是领导人在内部提到的数字。尽管严格地搞计划生育，但是每年人口的增长率却在百分之一点八到百分之二；迄今为止只是在城市里增长率控制在百分之一以下。从绝对数字来看这意味着：每年中国人增加一千六百万到一千八百万。到本世纪末可能要达到十三亿人口。但是，这就是说：迄今为止工业和农业的增长率（工业增长率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四年是百分之九，农业为百分之二点五）绝不能向所有人提供一种比较好的生活。这个巨大国家的现代化如果仅仅是专家治国论的大胆行动的话，那是够艰巨的。然而，这项计划触及将近三十年来所有中国政策的神经：什么是中国正确的发展战略这个问题。对这一问题自从共产党人获胜以来在领导中就经常有争论。左的思想家们曾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力量上，拒绝外国援助甚至外贸，追求乌托邦——平均主义的设想——不要按劳付酬的原则，不鼓励人们的物质兴趣，“宁红勿专”。而讲求实效的人却始终维护一条相反的路线：向世界开放，也向外国学习，遵循按劳取酬的工资和教育政策，容许有物质兴趣，宁要漂亮的工作不要无污点的思想。
今天，在北京讲求实效的人有了发言权。他们知道，一条艰难的道路摆在他们前面。甚至新路线的最着急的代表邓在这方面也不抱幻想。他反而更加坚决地开始了工作。看来，四人帮把左派经济政策的乌托邦——平均主义萌芽的名誉彻底搞臭了。讲求实效的人正在实验资本主义的刺激办法；他们兴致勃勃地研究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他们甘心于在意识形态方面降低要求。关于重新发现按劳付酬原则是否会阻碍无私的新人的发展、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否真的可以一致起来的问题，新的首席理论家周扬的回答是提出要辩证地看问题这样一个冷静的要求：“这是对立的统一！实际上是：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而工作，但是个人也得到一点好处。如果没有个人，社会又何从谈起呢？”
他们是要在技术上达到世界水平，而不是在消费水平上。对二○○○年的社会模式问题还根本没有答案。是日本？瑞典？还是南斯拉夫？回答是耸肩膀；计划制订者考虑了一百二十个大型项目，考虑过石油钻探和煤的开采、钢铁厂和化工厂，没有考虑过将来社会的草图。
戴高乐在文化革命期间说的那句话仍是适用的：“如果我们把中国放在长城的后面不管，那么它最终是要爆炸的。如果中国人不爆炸，那么也会发狂的。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打开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