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无二的文学现象

在一个晚上，读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一、二两集，就象受到一场豪雨冲刷一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天安门革命诗抄》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是无须笔者多说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诗词、花圈，和整个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大陆局势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这里笔者仅从文学现象的角度，谈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一些特点。
首先，从数量和质量来说，两三天内产生了如此多的诗词，这件事本身就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质量方面，尽管有的诗还比较粗糙，有的旧体诗词不合格律，有的在语言方面还有可以推敲之处。但就其大部分来说，却是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诗是天籁”，当人们有极深的感情体会及有高度的创作欲望时，诗的语言往往就如天籁般涌出。那些最朴素的感情所凝聚的最朴素的语言，往往就是最美丽的语言。这些诗全无做作。而在许多其他诗集中，甚至是名人诗集中，你也很难完全读不到一首做作的诗。再从数量来说，两集所收已近千首，看来还有许多没有收集的。这两三天来在天安门广场洒下的诗花，真是其势不可侮。洒下来的不是一阵毛毛雨，而是连续不断的倾盆大雨。诗，本来贵精不贵多；但在《天安门革命诗抄》那种情形下，你会感觉到数量的重要意义。
其次，是这些诗都是特殊时空下群众自发的产物。作者不求名声，不为稿费，以匿名发表。无论是怎样的文学征文，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征集到这么大批有质量的诗作。香港和其他地方，常有什么文学奖之类，征求了一年半载，所得的也很有限。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一个多月，姚文元在当时《人民日报》也搞了一次关于歌颂文革十年的征文，但其后不见有这类的征文刊出，可知响应者一定十分寥寥。《天安门革命诗抄》反映了群众要利用诗歌作战斗武器的一个特殊时空。这种时空是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它不可能象文学奖那样，有第二届、第三届。历史上是有过类似的时空的，例如“五四”运动，一定也产生过许多佳作，可惜当时没有人收集出版。
其三，《天安门革命诗抄》中，对那种特殊时空的反映，是十分逼真的。你也很难在其他的诗集中，读到如此有时代感的作品。在一首调寄《长相思》的词中这样写道：“清明节，失明节，天地暗然泪不绝，献君泪和雪；思难却，恨难却，新坟三月谁敢掘，捍君一腔血。”这首词使你完全体味到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气氛，了解到历史进程的那一刻，是一个怎样的时刻。
其四，“神州自古多义士，岂容王莽再篡权。”
“莫道人民见识浅，花开花落见来年。”
这是其中的一首诗。这首诗和其他许多诗，都预言人民的力量一定会胜利，“四人帮”一定会败亡，周恩来的名字一定会再被人们公开地赞颂怀念。而结果，这些预言都一一应验了。《天安门革命诗抄》记载着人民的意向是可以左右历史的。在我们读过的其他诗集中，还未见过诗人能这么准确地预言历史的进程。
其五，历史的发展给这本诗集以非常巧妙的出版时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天安门事件，半年以后
——十月六日，“四人帮”被粉碎了。如果“四人帮”迟两三年才被粉碎，这些诗作在法西斯式的追查下将大部分散失，不大可能在日后汇集成册。而如果“四人帮”的被粉碎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前，那么压根儿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群众性诗作产生。历史的安排是在这些诗作产生后，经过短期的查禁，但还没有禁绝，它们还被埋在泥土中，或被记忆在头脑里，而禁条被摧毁了，这样，才使绝大部分的诗作复活，以专集的形式面世。
从以上的这些特点来看，《天安门革命诗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如此有价值的诗集，实在值得重新排印得更讲究些，最好能出版一本精装合集，永志纪念。
（全文转载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年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