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牌的马克思主义》

说我领导人有雄心壮志，要彻底改造中国；中国政治稳定，领导人完全讲求实际，现在已取得的成绩同几年前相比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要在十年或二十年内解决所有问题将是极其艰巨的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十一月一日刊登罗伊斯特自广州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牌的马克思主义》，摘译如下：
“中国是一个多病的、沉睡的巨人，但是当她醒来时，全世界都会颤抖。”
一个半多世纪以来，这一预言一直没有实现。据说这一预言是拿破仑在阿默斯特勋爵于一八一六年从中国回国途中在圣赫勒拿岛拜访他时对这位勋爵说的。中国曾多次似乎快要实现这一预言了，结果却又重新陷入混乱和麻木的状态中。
现在，这一预言又一次开始激起人们的想象。世界现在并没有颤抖，但是已在开始寻思：难道这个人口多得数不清的大国不可能最终成为一个醒过来的巨人，拥有成为世界一个大强国和亚洲的一个主宰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吗？
因为共产主义革命终于使中国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这一个半世纪中的第一次。现在没有哪个外国占领着它的国土，已经没有军阀割据。现在统治着这个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显然都有惊人的雄心壮志。他们想要彻底改造中国，想在不超过十年或二十年的时间内使整个中国进入到二十世纪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以一名记者的身份到中国访问三个星期，不足以判断到底这一理想是否可能实现。但是如果他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土辽阔的国家东、南、西、北走访时用眼睛仔细看一看的话，就不可能不获得某些印象。他会发现的问题是：每个似乎得到了解的问题又引出新的问题。
容易看到的一面是，这个国家资源丰富：有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矿藏，勤劳能干的人民中可提供无限的劳动力，这些人民过去曾经建立了一个在科学、技术和国家管理艺术方面都走在前列的文明国家。中国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问题之巨大。只是象中国领导人爽快地承认的那样说中国落后这一点，只是开始使人对问题之巨大有个轮廓的概念。直到相当近的近代在西方已经进行了两个世纪的产业革命丝毫没有触动中国。直到昨天，中国的农业还仍然处在用耕牛耕地的时代；今天，农业在很大程度上还仍然处在这样的时代。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在不断增长，要养活的人口增长之快超过现代化的进展。
在工业和其他方面，除了几个供参观的地方外，中国仍然是一个劳动强度很大的国家。中国钢厂使用的人力同机器一样多。运货依靠人力的情况也不亚于使用现代化的卡车。中国的铁路稀少。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也许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同仅仅几年前相比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要在十年或二十年的时间内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肯定是件极其艰巨的事。
来访者一眼看不到的一点是，在由有三千五百万党员的共产党来统治的这个九亿人口的国家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是中国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实现的一件事。
这是中国一直几乎没有的东西。自从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初瓜分中国以来，它就一直被一次又一次的大动乱弄得四分五裂。推翻了君主政体的一九一一年革命仅仅导致了军阀混战而已。后来来了日本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又遭受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一场流血战争的痛苦。随后就中国革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在共产党内部又展开了斗争。
随着一九七六年毛的逝世，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和随着华主席以及将使中国外向而不是内向以便使它成为现代工业化的经济大国的那一派人上台，这场斗争显然是结束了。
今天你会听说，全中国已按华的哲学团结起来了。然而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还有什么必要一个劲地大张旗鼓地宣传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呢？在九亿人中，在三千五百万党员中，在领导人中，就没有人不同意现在的政策吗？
因为在改造中国的各项计划中，所涉及到的不仅是要为农业提供现代化的拖拉机或为工厂提供现代化的设备而已。这些计划必然还包含着一场社会革命。革命热情同稳定和经济进步是不可能相协调的。
华派自称它的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它宣称信奉这样的信条：一个庞大的国家的整个经济不仅应该，而且能够由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来控制。对于实现上述这些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希望，这很难说是一个吉兆。五十年来苏联一直奉行这种死板的信条，因此，它的经济仍落后于美国和其它自由市场社会的经济。
较好的预兆是，中国实行看来是有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思想谈得很多，但是他们不让这种想法盲目地支配他们的行动。他们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们是完全讲求实际的。
因此，他们的实际政策是，如果使中国现代化需要向西方开放，那就开放；如果使中国现代化需要同西方实业界搞联合企业，那就搞；如果在奖励农民增产中“慢慢地滋长一点儿资本主义”，那就让它滋长一点；如果在成本、利润或资本投资方面需要运用资本主义观念，那就运用；如果使中国现代化需要让他们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能比较自由地接触西方思想，那就让他们接触。
反正，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如果说这对保持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来说，是冒风险的，他们在甘冒这种风险。当然，一位访问中国的新闻记者冒的风险是受骗上当。但是，作这种访问的一个结果是，你感到，中国的社会比苏联要开放得多；中国人看来比俄国人友好、坦率、受约束较少和怕政府的程度较小。
你在农村和工厂还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新方针看来抱有真正的热情。每一个公社领导人或工厂经理都毫不讳言他们的“落后”，但是，他也会自豪地告诉你他们正在取得的进步。而且在你所到之处，看来都洋溢着劲头十足地要努力去实现未来任务的气氛。肩扛锄头的人虽然因年老而驼背了，但是，他并不暮气沉沉。因此，当你在中国各地旅行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对那里正在做的事情获得深刻印象。你也不可能不对有待于去做的事情之艰巨感到惊愕。你在离开的时候仍然不能肯定它什么时候（如果它有一天能做到的话）能成为它要成为阔步前进的巨人的理想。你所能肯定的仅仅是，中国不再处于沉睡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