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科尔曼的访华观感

说苏联总是夸大自己的成就，不谈缺点，而中国人则指出自己的问题；两个国豪的社会都是“封闭社会”；中国现在派大批人出国学习，说明他们多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建设；苏联领导集团正在为保持现状而挣扎着，中国的变化却是如此广泛，如此迅速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十月三十日一期刊登一篇特稿，题为《中国改变方向》，摘译如下：原编者按：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几乎与日俱增，最近去的人当中有本刊记者弗雷德·科尔曼。科尔曼的访问之所以非同一般，因为他是本刊驻莫斯科分社的社长。他从莫斯科直接乘飞机飞往北京。这次访问使科尔曼有可能对中国自从两年前毛泽东去世后发生的深刻变化作出估计，以第一手资料对这两个敌对的共产党强国进行比较。以下是科尔曼的报道。
在北京一个公园里，一位偶然碰到的中国人问我：“美国是如何实行粮食定量的？”我回答说：“我们的粮食不定量。”这个人说：“我不相信。”他说完就走开了。
其他中国人在这样的邂逅中比较耐心，但是他们也提出这样一些甚至更为幼稚的问题——“你们的老人缠足吗？”“美国的农民想进城就可以进城吗？”由于中国社会是关闭性的，因此，这种不信任，甚至于无知，也并不怎么令人吃惊。然而，可以问这些问题却是说明毛泽东去世后席卷全中国的惊人变化的迹象之一。
同中国官员谈话比同普通市民接触更令人吃惊，尤其是对习惯于同俄国人打交道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苏联当局总是夸大他们制度的成就，不谈缺点，攻击西方的毛病来转移对他们的批评。而中国人则指出自己制度的问题，表示他们是多么需要同“外国朋友”合作。我在北京郊区参观的一个农业公社的主任解释说，这个公社只有三分之一的麦子和二分之一的水稻用机器收割。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联合收割机，更多的喷灌机械。中国可以制造这些机器，但是数量不够。有些机器的质量也不太好。”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现在，中国各级官员都滔滔不绝地批评他们自己的党犯的错误。他们讲话时用的是一听就明白的代号，他们先是谴责所谓的“四人帮”，然后又转向林彪。
在中国的两个星期中，我看到的仅有的佩戴毛像章的人是外国游客。这位主席的语录小红书成排成排放在书店的书架上卖不出去。甚至连红卫兵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名叫雷锋的象征目标坚定的人物。
党内现在正在辩论以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为样板的范围很广的经济改革。如果实行这种改革，那么他们就要把相当大的权力交给当地官员和经理。中国现在决心谋求外国帮助，到二○○○年时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
中国人雄心勃勃地扩大了从日本和西方的技术进口，指望用沿海石油来帮助偿付这些交易。
驻北京各国大使馆已接到中国每年要派出一万名大学生出国的计划，这可能是以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为首的新领导迄今为止采取的最重大的决定。看来这个决定同重新强调生产有直接的关系。在四人帮的全盛时期，中国要技术人员听从意识形态突击大军的命令，这种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派出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学理科或技术专业的）将冒着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受到严重的文化冲击的风险，同他们的日本、欧洲或美国同学生活在一起。
四十多年前曾有大批大陆中国人到西方去学习，就象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一样，其中有许多人回国后参加了共产革命。中国人感到不得不让他们的数以千计的最出色的青年去接触西方，这一事实，说明他们多么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建设。
中国的变化如此厂泛，如此迅速，游客从北京到上海的一路上都可以亲眼看见，即使是在安排周到的正式访问中也可以看到。
北京是个外貌暗淡、尘土很大的城市，人们关在院墙里悄悄地生活。今年夏季，外交官们看到有人穿长到膝盖以下的怪裙子。可是北京大部分居民仍然穿不分男女的毛式服装。这座城市是保守的，那里的变化来得很缓慢。
对比之下，上海则是个熙熙攘攘的港口，生活是公开的，一到晚上，小巷子里飘着刺鼻的大蒜味。南京路上处处可以看到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裙子，甚至于烫发的人也不少。妇女不化妆，也不戴首饰。但是，女性的打扮肯定又重新流行了。年轻男人开始留胡子，戴墨镜，留长发，年青男女公开手拉着手。
看来，自从毛去世后，中国生活中其它方面的变化在这两个城市中也同样出现了。文化解冻使人们可以更多地接触西方思想，中国的传统艺术也恢复了。大约有五十部西方古典作品——其中有《堂·吉呵德》、《福尔赛世家》以及马克
·吐温和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已经翻译发行。放映的外国电影也增多了。这些影片往往是罗马尼亚或者南斯拉夫的影片——而最近从墨西哥进口的一部片子让中国观众第一次看到了好莱坞式的接吻。北京和上海的电视台每天晚上播送英语讲座；比较大一点的饭店的工作人员围坐在每一层楼的电视机旁，模仿教员的牛津口音。
当江青统治文化界时，上演的文艺节目只限于八个样板戏。现在，著名的京剧团又可以演出以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为题材的传统剧目了。省里的剧团也在巡回演出各种男女相会的小剧。
在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连续性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特色。中国人还是彬彬有礼的主人，对外国客人始终是微笑的，非常有礼貌。这对于从莫斯科去的访问者来说，是一个尤其令人感到不同的变化。俄国人在争论问题时有时候很粗鲁，或者侮辱人。中国人的方式是用最友好的态度巧妙地表示不同意见。
但是，每当中国人认为时机合适的时候，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发表强有力的讲话。目前，主要的抨击目标是四人帮，看来，大多数人对文化革命中的过火行为的反感是完全出自真心的。在医院、公社和工厂也一再可以听到人们诉说那些借口保持革命的纯洁所造成的破坏的事情。
在毛逝世之后，中国发生的一切变化都表明要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动。只是到现在，人们才开始私下通过在北京的消息灵通外交人士（华主席前不久访问的东欧国家的外交官）了解到这种变动的规模。他们说，在毛执政时失宠的前官员现已恢复了名誉。一位党的官员把这些归因于中国的制度比苏联优越。他说：“毛主席宽容了他的敌人，毛懂得人头不象韭菜。如果你把它们割了，它们就再也长不出来了。这是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教训。”
人们一定会以怀疑的态度接受这些说法。因为在上面所谈到的这一时期的很多时间里，中国是没有审判的，因此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官员丧失了生命。我想把苏联和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的想法难免是主观的，而且多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是封闭社会，因此要进行明确的比较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得到能够对这两个共产党巨人的相异和相同之处进行第一手研究的难得的机会，所得到的印象看来总是值得报道的。
在可预见的将来，苏联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军事力量方面将仍然领先于中国。在中国，我曾两次看到人民解放军部队学习怎样拿步枪和扣扳机（没有实弹）。大多数俄国人都有电冰箱和电视机。大多数中国人则没有。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骑自行车上班。然而在有些方面中国人比苏联人强些。尽管中国实行粮食定量，但是中国大城市的商店和饭馆里的鲜肉、水果和蔬菜比俄国的要多。俄国人的粮食不定量，但新鲜食品往往也不多。在莫斯科，轴线和手纸经常缺货，而北京随时都能买到。中国制的避孕药物在百货商店免费供应，品种和质量显然都超过了流产仍然是节制生育最可靠办法的俄国。
中国人的笑容比俄国人多，但是，这只有比我的经验和社会阅历更丰富的人才说得上中国人是不是感到比俄国人幸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大街上从来看不到一个醉汉（而在莫斯科却是司空见惯的），虽然中国人喜欢喝啤酒、葡萄酒和象伏特加一样烈性的茅台酒。俄国的离婚率高，中国的离婚率低。
当然，在这两个马列主义社会里，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的官员都说年轻人不信教。这两个政权都把外国人隔离在住宅区里，派武装警卫守门，不让当地人入内。两国都为党的官员提供特权享有的东西。外国人认为，中国提供给官员的特权不及俄国的吸引人，但是肯定有。今年夏天，有一对加拿大夫妇在北戴河难得地遇见中国高级官员娇生惯养的孩子。这些青年人穿的是西式服装，用的是西德制的银质打火机。
中国人承认，他们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四人帮，有些问题是一九四九年以前遗留下来的。他们也不能排除出现又一个被一批新的激进派所破坏的时代的可能性。在莫斯科，苏联领导集团正在为保持现状而挣扎着。北京由于在国内实行了广泛的改革以及实行创新的向外看对外政策，正变得越来越大胆。访问者的思想上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新上任的、比较讲求实际的领导集团是否能避免重犯苏联的错误——以及避免重犯中国自己不久前犯过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