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前总理富尔继续发表访华观感的文章：“同周恩来会谈”

【本刊讯】前法国总理埃加·富尔在巴黎“费加罗报”上发表的文章“１９５７年的中国”第五篇“同周恩来会谈”（原载６月２８日）摘要如下：
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就请我吃饭。此后的日子里，我还会有机会同他会面的。周恩来先生身着浅灰色制服，样子显得比他的年龄年轻。周恩来先生笑得很自然；他的注意力经常是很集中的；往往可以看到调皮的神情。
在各国共产党政府领袖中间，到人民民主国家以外的外国去过的，以他为第一人。最近，他到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周游了一番。一月间，周恩来旅行回国以后，共产党中国采取了或者说加速进行了某些转变措施。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这些运动与其说是“自由主义化”运动，毋宁说是“教育”运动。
当周恩来没有离开北京的时候，他是否就停止旅行了呢？北京是来往人士聚集之处。总理兼外交部长常常要亲自出马。每日公报列举了他组织的和他参加的招待会。人们可以看见他在这些场合始终是神色自若的，不慌不忙地同人谈话。他出席任何招待会从来不显出疲倦不堪的样子，也从来不举止仓惶。即使周恩来先生从来不说“是”，但他绝不是“不先生”
他在他的“外表”之中保持着外交家的风度，而他在这方面的天赋是十分优厚的。虽然周恩来先生从来不说“是”，可是他也绝不是一位“不先生”。
在一个有张奚若夫妇等出席的午宴上，总理向我们说：他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２７年的四年中在法国住过。他在巴黎和卢昂曾经半工半读。他说，“我是在贵国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我观察了、体验了我的工人同志们的生活。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可能把工资生活者变成资本家，但是把资本家变成工资生活者是可能的。”
话虽然是兴之所至而说出的，然而，这不正是七年来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吗？我当然要提出几个论点：１９２７年法国的社会状况已经是先进的，当时已经有了重大的进步，种种理由都可以证明相反的转变（指工人变为资本家——编者）是可能的。
当然，周恩来作结论说：“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相同。各国人民都应该选择自己的经济制度”。
当中国领袖们谈到世界问题时，他们表现出希望力求谦虚。他们强调指出：中国不想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它在集中全力从事规模宏大的建设。它不打算起仲裁人或调解人的作用。它是酷爱和平的，因为，有哪一个国家能比中国这样一个要以超人的努力来消除十分落后现象的国家更加需要和平呢？因此，中国希望整个和平事业、一切旨在缓和紧张局势、和解与裁军的倡议都能取得成就。
周恩来先生对于各个裁军方案都感兴趣，但是，他是置身局外来表示兴趣的，由于中国在有关机构中没有代表参加而表示保留。他对我自己的裁军计划中的一个问题作了这样的表示：拟议中的基金的使用问题曾经使他感到有些不安。我相信我的解释使他放心了。也许还没有使他信服。
他对我说：“我们很忙。我们的需要很大，我们的建设不能等待。不管怎样，我们每年都要减少我们的军备开支，而且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周恩来先生同其他中国领袖们一样，都避免陷入矛盾。他抓住他对话人的话中他所赞成的那些意见来发挥；不再谈其他什么，对于不可调和的论点则避而不谈。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看出周恩来总理在努力表示谅解和希望听取意见。任何时候他都没有使我有一种“不起反应”的印象（他的某些同事则往往使我有这种印象），周恩来并不是总是固执一个方面的。
他对我说：“我知道阿尔及利亚问题同摩洛哥和突尼斯问题不一样，但是我认为你们应该用谈判来求得解决。”为什么法国同中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呢？
两国总理将近三年前就在一种引人注目的环境中正式见了面，但是两个国家仍然互不理睬。今天是否能立即解决这个问题呢？外交承认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对法国来说，可以是孤立的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说，绝对不是如此。这是周恩来非常明确地向我说明的。
假如只有承认的问题，那末中国只会看见得到承认的好处；对于那些不承认它的国家，中国只会感到遗憾。但是，问题不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同联合国问题和台湾问题一起，构成整个复杂的外交问题。
对中国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更确切些说，中国领袖们主要关心的，是避免“第二个中国”出现，是把旨在使“两个中国”并存的一切理论驳倒，使这方面的一切图谋归于失败。
人民中国不能设想同台湾并列。它不能让人既承认它又承认台湾。它不能同意参加同台湾分享全权使节、分携全权证书的平行体系。“当逃到台湾去的人充分了解到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两个中国时，问题就接近于解决了。”
“您始终认为可以同蒋介石和解吗？”
“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直接接触，不过问题还是存在的。”
北京认为，与其在任何外交网中处于同台北“重叠”的地位，远不如保持现状，无论如何，保持现状对它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我们能合理地做的事情都不能使中国人感觉兴趣
既然问题涉及法国，除非法国同台湾断绝关系，从而彻底改变现状，否则，周恩来先生认为，承认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中国人很重视我们所能合理地做的事情。然而，我们所能合理地做的事情，却不能使他们感觉兴趣。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表现的现实态度是我们所从来不如的。
总理根据他的理论，根本不考虑把接纳加入联合国和出席安全理事会分割开来。这两个问题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可以看出，我刚才谈到的那种谦虚，并不是卑躬屈节。
某些外国观察家，而且不是少数的人认为：中国并不真正渴望解决这些问题，例如恢复它在联合国中的席位问题。它不会赶忙承担责任，它倒是乐于继续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我根本不同意这种解释。中国人对于他们的目标是有把握的，他们是坚决坚持这些目标的。他们并不着急，因为他们不愿意冒风险。
周恩来先生曾经几次使用这种说法：“我们可以等待”；“中国人善于等待”。有谁会否认这一点呢？这种品德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品质。中国各地都有一个石头乌龟背上背着一个记事石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人们要问：这几年来，这种长期忍耐的品德是否已让位于象瓦勒里所说的长期不耐烦的品德了呢。中国人善于等待。他们也知道他们所等待的是什么。我们能够比得上他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