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华尔街日报》评论：《中国：方法变了，灵魂不变？》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九月二十八日发表该报记者秦家聪的一篇评论，题为《中国：方法变了，灵魂不变？》，摘要如下：
“人们来了又去了，但是我却永远向前流”，这是一个世纪以前诗人丁尼逊对他那潺潺小溪写下的诗句。对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发源地的中国，也许也可以这样说。朝代更易，蒙古人和满洲人夺取了政权，但是中国社会基本上却没有受到多少触动。
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十九世纪碰上了西方人以前。当时中国在一个迅速衰败的王朝统治下，没有能力阻挡扩张中的欧洲列强的蚕食。
随着中国的逐步被肢解，人们慢慢地认识了一个真理：仅仅为了保持民族的生存，就非使中国社会来一个大变革不可；而且，大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如果要挣脱外国的枷锁，就非向外国人学习不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著名的学者魏源，就号召中国人“法夷人之技艺以驱夷人于域外”。
是的，中国人总是不肯放弃自己几千年的传统，甚至主张改革的人也认为只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此之所谓体用也就是说，要保持中国的根本精神，只能把外国人的发明用于实际目的。
八十年以后，中国又进入了另一场现代化运动。又一次，中国从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孤立状态中伸出头来；又一次，中国发现自己在西方面前处于劣势；又一次，中国要向“夷人”学习，引进西方技术，以求“赶超”西方。
这种做法同过去近十年来那种内向的、有时是排外的态度成为鲜明的对照。奇怪的是，这种做法却叫人想起一八九八年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主张。
当时，康有为是皇帝的顾问，提出要改革学制，要建立各种专业学校学习外洋的学术和政治。
康有为也要求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
情况之相似，实在惊人。康的维新运动失败了，因为慈禧太后认为这些措施太猛烈，会威胁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自古以来的价值标准。她插手干涉了，从年轻的皇帝手里把政权抓了过来。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前景要光明得多，虽然无疑会有人感到毛以后的领导走得太远太快了，但是再也没有一个慈禧太后可以把政权抓得去了。江青本来是可以起这一作用的人，但是她已经被捕，而且除非出现大概不会出现的无法预见的偶然事件，她永远也不会再发挥政治影响了。
但是，如果竟然出现了反对中国今天的政策的力量的话，他们至少在表面上不会是保卫文化传统的。相反，它们本质上是保守的力量，他们会把目前的政策方向看成是威胁国家的马列毛主义的传统的，很可能象慈禧太后看到中国文化传统受到威胁时的反应一样大。
中国现在所接触的外国，比过去任何时候为多，接触的规模更大，级别也更高，它正在邀请成百的外国人到大学教课，欢迎成千的外国人对工业投资，计划派成万的学生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现在正在让科学家放手工作，鼓励知识分子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但是，自由地研究宗教和哲学，自由地讨论资本主义的成就，自由地阅读过去的禁书——必然会引起人们怀疑先前无可怀疑的教条。
不但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中国人会象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期望提高生活水平，要求更多的物质享受，要求有自由的支配时间，自由的旅行，而且要求在作出与自己命运有关的决定时能有更大的发言权。到最后，很可能会发现，中国不但得到了现代化的“用”，而且也得了一个新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