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华尔街日报》刊登奈恩的评论：《农业上的宿命论者没有料到的》

说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能引发整个经济的起飞；没有那个拥有大量农业人口的国家能不拖经济增长的后腿，除非农民的收益能得到稳定的增长；全球也许有能力给高达四百亿的人口提供充裕的食品和纤维；如果大多数非洲国家和南美洲广大地区肯采用台湾那种高产的耕作法的话，那里需要人口多些而不是少些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九月十一日刊登罗纳德·奈恩发自香港的一篇评论，题为《农业上的宿命论者所没有料到的》，全文如下：
美国同第三世界的贸易额每年大约有二百八十亿美元。同美国与西欧的贸易额差不多。但是，西欧的经济大体上接近饱和状态，西欧的人口只有二亿五千万。与此形成显明对照的是，第三世界的人口有三十五亿，而第三世界的经济水平比零高不了几点。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美国同第三世界进行贸易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在实现这种可能性之前，第三世界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真正的而且是持续的增长。
经济史就近代来说，就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和后来在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以后重显身手的日本，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台湾，更近一些时候的南朝鲜都告诉我们：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能引发整个经济的起飞。
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没有那个拥有大量农业人口的国家——第三世界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能不拖经济增长的后腿，除非农民的收益能得到稳定的增长。
可是，第三世界的农业却停滞不前。更糟糕的是，西方存在着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认为它今后也增长不了。
这种认为什么都增长不了的看法似乎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当时有一种看法第一次深入人心，认为地球上人口过剩，今后
——正如电影和小说等所描绘的一个又一个可怕场面那样——会发展到人口大量过剩的阶段，那时人人都逃不了衣食不足的命运。
但是，就食物和纤维（种植出来用于做衣服和盖房子的原料）的生产潜力来说，这些大难临头的预言家估计错了。全球有能力也许给高达四百亿的人口提供充裕的食品和纤维。并不需要耍什么魔术。就农业来说，只要有效地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办法去做，也许就能达到这一水平。除此之外，还可以随时从外国进口农产品，还有希望甚至更加富裕一些。
地球上不能为目前四十亿居民提供充足的食物、衣着和住房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犯罪行为。所以出现这种犯罪行为仅仅是由于造成食物和纤维不足的因素完全是人为的。
在研究这些起阻碍作用的因素之前，不妨先就人口和生产率提出几个问题，这是有益的。在法国苦于农产品过剩的时候，印度（不管怎么说直到最近为止是如此）却处于农业长期减产的局面之中，而这两个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所拥有的可耕地几乎是一样多，这是为什么？荷兰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每平方英里有一千三百人，在这个国家里有一套效率之高是数一数二的农业耕作制度，农业生产每年还在以百分之二点二的速率继续增长。可是，相隔不远的爱尔兰，虽然气候条件相同，人口稀少，每平方英里只有一百人，农业生产却停滞不前。这个国家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只是长草，用来放牧牲畜，效率极低。
因此，人少地多并不能保证农业高产。爱尔兰在农业方面有根深蒂固的习惯，特别喜欢饲养牲畜，这种民族性往往起支配作用。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差异。真的，如果大多数非洲国家和南美洲广大地区肯采用台湾那种高产的耕作法的话，那么它们倒是需要人口多些而不是少些。那么，阻挠农业高产的因素是什么呢？
第一个因素是国内的不稳定和国际的紧张局势。生产潜力不亚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湄公河流域迄今没有开发。湄公河两岸的国家互相打了将近一千年，而且还在继续打下去，国内外基本上处于不稳定状态。就农业来说，这个地区应当合起来，按照密西西比河流域同样的方式开发。但是，这种极其重要的合作现在还不存在。人们在整个非洲、在南美和南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同样的问题。
第二个因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在美国，两百多万农民每天都要决定怎样经管相对来说比较小的田地，这些田地是他们自己的，也是他们所十分熟悉的。而在苏联，为了适应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制订的政策是把决定权集中在中央，把农民变成国家的雇工。但是，美国一个农民能养活五十七人，俄国一个农民只能养活七个人。美国每个消费者花在吃的方面的钱占他的收入的百分之十七；俄国则占百分之五十四。俄国用在农业上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而美国只占百分之五。可是，俄国属私人所有的耕地为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三点九，出产的粮食却占全国农产品的百分之四十，这对俄国的意识形态真是绝大的讽刺。这样明显的教训却还不能引以为戒，因为扩大私人所有制就会使这种意识形态土崩瓦解。意识形态高于生产。
第三个因素是政治方面的。前些时候印度政府为了给“工业化”提供廉价的食物，决定把粮食价格规定得比世界市场价格低一半，印度农民马上作出了一个聪明的决定，他们又回到过去那样搞自给自足的农业，再也没有兴趣生产什么商品粮了。目前，五十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对本国的农民在实行着范围广泛的抑制性措施，从压制农产品价格到操纵外汇比率，危害了农业生产。这样一来就使得一切刺激因素都失去作用，结果是生产停滞。
第四个起抑制作用的因素是官僚政治。
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官僚政客往往是扎根在城市、集中在城市、在城市里教育培养出来的。可是他们自己还要当发展经济的先导者，而这是他们根本就干不了的。除此之外，典型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混乱阻挠着生产的发展。人民对这一套的反应是：避开一切规章制度，从而就搞开了黑市买卖、走私、行贿、敲诈勒索——而所有这些活动又常常是围绕着官僚们进行的。这样一来它们就更没有资格来担当先导者了。
第五个抑制因素是文化方面的。非洲的牧民是以牲畜的角的样子和数目来判断牲畜的好坏的，这样他势必会成为研究牲畜的角的样子的专家，为了角而不惜使用过度放牧的办法，从而损害了牲畜的繁殖力。
随时可能出现的还有第六个抑制因素。
这个因素只有西方国家才有，那就是环境保护运动。它所造成的威胁不在于它想要禁止使用农药或者停止使用某些灌溉系统，而在于它所造成的心理状态，即保持现状、不求发展的心理状态。不求发展就使得几十亿人注定要永远受穷，并且使他们只得拿起武器，把一个经济上停滞不前的世界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
地球一直没有使我们失望过。它已经在某几个小地方以实例昭示人们，只要善于管理，它就会给人以巨大的农业财富。但是要能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必须对人类的制度以及对人类未来所普遍抱有的态度来一个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