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克同《巴黎竞赛画报》谈访华观感

说使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彻底消灭苦难的奇迹；现在在最高层有一个有权威的、坚定的和团结的政府班子
【本刊讯】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十月九日刊登让·科写的一篇报道，题为《希拉克的谈话》，摘要如下：
希拉克：你希望对《巴黎竞赛画报》发表谈话，是吗？
让·科：是的。从中国问题，到巴黎、欧洲问题，再到法国问题……
希拉克：好广泛的计划！
问：是很广泛。那么，请谈中国情况。
答：我在中国访问了十天。时间很短，尽管这次访问日程安排得很满。我早就希望去中国。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当时是副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号人物，在他访问巴黎时，他和我都怀有深切的好感；一年半之前，中国当局向我发出了邀请。但由于我离不开，我一直没有能实现一再向我提出的这个邀请。
问：你对一九七八年的主要印象是什么？
答：在谈我的印象之前，我应先提出一个告诫
。
我要说，对于有关中国情况所说和所写的一切，应持极其审慎的态度。因为我们面临的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是一个秘密的世界，我要说，不可能穿透“中国秘密”的保护层，此外，这种“中国秘密”也等于是政府的一项原则。例如，华国锋或邓小平生活情况如何和居住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而且也没有人设法去了解。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对中国人民的不信任、傲慢或者疏远，而是一种具有与我们所不同的、不能用我们的标准去判断的历史、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的作法。
问：那么，什么使你的印象最深刻？
答：我的深刻的、确实是很深刻的印象如下：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彻底消灭苦难这样的奇迹。你看不到有任何人——我说的是任何人——缺吃少穿，看不到有任何人衣衫褴褛或赤着脚。
这真正是感人的。诚然，中国人使用截然不同于我们西方民主的办法实现了这个名符其实的奇迹。但是，我认为，人们不能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判断这种办法。无论如何我能够说的就是：如果说人权的第一要素是吃饱，那么，刚刚在几十年前还啼饥号寒的中国，现在已作出了在它的边界以内解决吃饭问题这个非凡的功绩。
问：这个印象是客观的，而你的更为主观的印象是什么呢？
答：根据我的了解和感觉，中国经历了长时期的政治纷争、内部斗争和意识形态争吵之后，现已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中国在最高层有一个有权威的、坚定的和团结的政府班子。
问：你受到华国锋的接见。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答：印象多得很。华国锋接见我两个小时零十分钟，接见时间之长完全是破格的，迄今为止，任何外国人，即便是国家元首也罢，都没有受到这么长时间的接见。因为有着一些不会弄错的迹象和行动，所以我确信是华国锋这位年纪不大的、五十六岁的人进行着领导和管理，并没有人反对。
他确实是领袖。这位领袖决心进行新的长征，在二十年内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确定了四个目标。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方面的差距是一个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而要闯过的真正大关。因此，要对外开放，这是一个崭新的现象。
问：在中国是不是存在着担心战争的精神状态？你在那里是否感觉到？
答：存在着一种一直在表示的担心。这种担心是由于据说是俄国人的企图而造成的，俄国人一直被说成是“社会帝国主义”。
问：你也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答：也接见了两个多小时。在这一点上，我自信可以说，现政权班子是团结的。七十四岁的邓小平是一个有着非凡活力、办事果断的人。如果说华国锋是队长，那么邓小平就是教练，是先锋，这两个人相辅相成。
问：你同这两个人谈了些什么？
答：主要谈了国际问题和法中之间的贸易往来
。
他们表示遗憾的是两国的贸易下降了。在七四和七五年，两国的贸易是活跃的，法国在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后，是名列第三位的供应者。
而今天它名列第十二、三位。中国当局对此向我表示了很大的遗憾，他们把这归咎于法国工业和实业家缺乏活力，归咎于我们政府鼓励贸易的决心不够。相反地，日本在直线上升。人们到处可以看到日本的工业和贸易代表团，且不说到处都有的日本数不清的游览车了。
问：你怎样解释中国领导人对你的特殊接待、甚至是破格接待？
答：首先因为法中关系是良好的。其次因为戴高乐将军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的证据是这个国家广泛引用戴高乐将军以及蓬皮杜所说的话，并广泛谈到蓬皮杜一九七三年的访问。人们对我毫不掩饰地说，对我出人意料的和破格的接待是因为他们把我看作是负责继承戴高乐主义的政治家。中国人十分重视我们所说的“戴高乐主义”的两个原则：反对把世界瓜分为两个霸权集团，坚持民族独立。因此，对我的接待是热烈的。
问：你认为华国锋和邓小平对于外部事务过问吗？知道吗？了解吗？熟悉吗？
答：极其了解，我要强调说，他们极其了解。他们对欧洲和法国事务有着深刻、全面和毫无差错的了解。他们十分熟悉情况。诚然，我们没有谈到法国的内政，但是间接地或暗示地谈到了。
我发现他们完全了解我国发生的事。但是我还要指出，我们只是谈了整个国际问题和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我还要说，我把我们的会谈情况告诉了我国驻北京大使，我请他象他往常应当做的那样，把这个会谈内容转告给我国外交部长、总理和共和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