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文章：《取代失去了的一代》

【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九月十五日一期刊登一篇评论，题为《取代失去了的一代》《在教育多年走错方向之后北京不得不派学生出国留学》，摘要如下：
一九五六年，中国的百花运动播下了在政治上怀疑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种子。随后，从一九六六年起，在文化革命的混乱中，大学关闭了，研究活动停止了，大批学者被赶去参加体力劳动。结果，中国丧失了一代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要达到在本世纪末以前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的目标，重新汇集技术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这个目标，中国大致作出计划要在一九八五年以前派两万人到国外的大学留学，要恢复现在只是在逐渐走上轨道的国内教育系统，要扩大同西方的科学交流和妥当地利用它的为数不多的技术人才。
不久前，香港《大公报》报道，广东省为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恢复了名誉。仅在广州一地，一九七八年上半年就有一万多名技术人员脱离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受冷遇的处境，另一个可以说明公认需要技术的迹象是，官方的新华社七月份报道说青海省决定提高在那里行医的两千多名赤脚医生的训练水平。可是，即使这些做法取得成功，要填补中国的人才真空，所需的远不止是让赤脚医生穿上鞋子。北京为调动现有技术力量所作的努力的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能否使人相信目前的趋势是长期性的，而不仅仅是又一个周期，到头来又要把知识分子再次打入意识形态的冷宫。
即使中国能够卓有成效地利用现有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从中国的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来看，这些人的人数和专业的门类看来也不够用，差得远。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一九七七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所编的统计数字，中国一九七六年有三十三万五千名科学工作者（不包括医学工作者）和七十二万五千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总共为一百一十六万左右。
如果这些数字近乎准确，那么，中国的科学人才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左右，——用国际标准来衡量是低得惊人的数字。
据埃默森的一份中国行政和技术人才调查报告说，中国的教育系统大概要到一九八○年才能开始培养出近乎一九六三年从高等院校毕业出来的二十万名大学生的水平的学生。
此外，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对一九四九年到六三年的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统计表明，教育重点是培养工程人员和师资，对医学、农业、物理和财经不大重视。
这个时期的毕业生中一大批人在毕业后“学非所用”，这个问题之造成是因为有技术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受到怀疑，所以被分配去担任其它工作，作为政治上的保险措施。
由于这种情况变得非常严重，因此，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要求改变态度。他说，“有些知识分子，今天分配他干这个工作，明天又分配他干另一个工作，可是总是学非所用。”这篇讲话引出了一些惊人的透露。官方的国家计委报告，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之间从高等学校毕业的九万八千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间，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真正从事技术工作。
文化革命的过火做法无疑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得多。虽然学非所用的现象后来纠正了很多，但是北京不能无视这个问题对已经培养出来的各种人才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目前在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的潜在的妨碍作用。
虽然中国的教育制度在经过十几年的混乱之后现在正在恢复，但是这个过程不会很顺利。
在这种背景下，华国锋主席提出的建成一百二十个重要工业项目的要求看来需要制订一个派留学生的计划，其规模至少要象不久前北京宣布的那样大。中国如果主要依靠外国专家来搞这些工程项目的话，既不可取，也不可能。
中国力图在技术人才尚在培养之中的时候实行庞大的现代化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