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文章：《中国的大众传播也要“现代化”》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六月号刊登张华的题为《中国的大众传播也要“现代化”》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消息的传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消息传播必须有两个特点：快捷与详实。能够善加利用这两个特点，就是掌握了现代化的大众传播。以唐山大地震为例来说，假如中国政府能利用地方广播和电视的功能，对唐山地震作出预报，分秒内就能到达全国每一个角落。假如预报不及，若能在初震后对情况立即作详实的报道，告诉居民如何迅速疏散、如何应付连锁事故等等，也可将损失程度大大减低。今后广播、电视将更加普及，这样的措施肯定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有人也许会说：“重要消息不能用电视及广播报道，因为敌人会因而得知重要情况。”事实上，权衡轻重得失，当然是自己人民生命财产的伤亡损失重要。何况，持这种意见的人若看了美国侦察卫星拍摄的地球表面照片，恐怕就会改变想法了。因为美国这种侦察卫星能够“看”到地面上的房屋街道、一草一木；更厉害的是用红外线拍摄的照片，能够感受植物及地热的变化，因而对农作物的收成好坏皆可预测。所以，大众传播工具大可以迅速确实的报道为原则，不必牺牲本国人民收听广播的权利，只为了无谓地防一些防不胜防的敌人。
做好大众传播工作，其影响力不但在日常新闻报道上表现出来，且更表现在新知识的应用上。快速的新闻传播也会影响到科技的进步。各地科技工作者与国内及国外的知识交流是现代化重要的一环。现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短期的脱节就会造成很大的差距，对于科技农艺各方面较深入的报道，中国的新闻知识传播方面仍是有待加强的。
报道内容的片面，会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新闻报道只是报喜不报忧，只是一面之词而不反映事实，群众不久就不会再信任正规的传播工具了。最近《人民日报》不但批判了“四人帮”当权期间的作假事迹，并且对这种风气的遗毒也有所自我批评，这种现象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在中国，报纸不靠读者的订购或客户广告来维持，即使没有人看也可以照样出版。而海外报纸就不然了。
再谈谈大众传播“多样化”的问题。在知识累积越来越庞杂的今天，数页的报纸以及少数电视及广播电台的报道，势必不能满足情势的要求。大众传播应该多样化：报纸可以增加版面及内容，读者并不一定要每版每篇必读；例如对农业消息有兴趣的可以专订农业版。另一方面，报社本身也可以多样化，可以开始有农业报纸、工业报纸、商业报纸、教育报纸等等，从各方面达到传播和教育的效果。五月开始，《光明日报》改版，以教育、科技、学术为主要内容，一般的政治经济新闻不予刊登。这可说是一个改变。
新式的大众传播工具（如电视）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不好好利用是非常可惜的，当然滥用也会造成很大的反效果。中国目前现代化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短期内弥补文革期间损失的教育问题。师资不够，而要上大学的学生非常多，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利用报纸、广播、电视来普及教育。这样做不但效果大，见效也快。中国有些城市在推行一些社会运动（如保持公共卫生、遵守交通秩序）时，常会开着宣传车，用广播喇叭敲锣打鼓地倡导。这类宣传如果编成一些短剧或卡通片在电视上播放，相信更能深入人心，男女老幼都能愉快地接受。其它许多政策的宣传，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比硬梆梆的宣传口号有效得多。另外，有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在决定之前，可以在报章、广播和电视上提出讨论，节目主持人可以邀请代表各方面不同意见的人公开辩论。社会主义的大民主，“三上三下”的讨论方式，应该不是空洞的口号和形式，而是有实质地、光明正大地公开。逢到国家的重大会议，例如“农业学大寨”会议，甚至“人大”，都可以采用现场转播报道的方式来教育群众，使人民更能积极参加意见和决策。总之，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大众传播工具可以不必被商业广告和财团政客操纵，人民政府若不善加利用来为人民服务，岂不太可惜！
大众传播对一个国家的政局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大众传播的应用已经造成了许多正面及反面的效果。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中国的大众传播基本上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翻云覆雨，使许多人为之迷惑，为之蒙蔽；他们对人民和干部们思想上所起的腐化作用，需要一段时日才能洗得清。在美国，大众传播的力量也直接间接地影响“水门事件”的发展，因而导致整个尼克松政府倒台。
如何使得大众传播不受少数人把持成为个人野心的工具，以及如何反映民意，是个重要的课题。尤其在中国，人民出钱由政府办报纸、电台，对这些大众传播工具都没有直接控制的办法；而在欧美国家，只要报纸电视没人爱看，没有客户提供广告，就自然倒闭。不过中国的报纸可以从读者来信看出群众的反应，例如最近《人民日报》广开读者投书的专栏，并且慎重处理读者的意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大众传播工具只有在与群众保持密切意见交流的情形下，才能真正发挥“为民喉舌”的作用。
中国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应该更进一步，对政府采取监察的作用。最近《人民日报》有一连串对失职的地方干部及工厂产品流失的报道，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在现阶段，中国的消费者对有些货品没有很大的说话权力，因为许多物品是配给而来，没有竞争取舍，不好也无可奈何。但是如果大众传播工具担负起监察的任务，则对人民不啻是个大喜讯。认为政府永远不会犯错，那是唯心的看法；大众传播工具若能作为一个桥梁渠道，让人民能够发抒意见，起监察的作用，自然会减少错误，防止错误的产生和改正错误造成的流弊，这样才能达到真正大民主的功能。假如国家领导人能赋予大众传播从业人员较大的发言权力及自主性，这种监察的功能就更能达成。
大众传播在中国现代化的路途上将会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如何好好利用它的功能而避免错误，是现代化的重大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