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日报》文章：《超工业化社会》

【本刊讯】台湾《经济日报》七月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超工业化社会》，全文如下：
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学家及历史学者分法不一。就工业社会而言，Ｇ·Ｇ·罗斯托把工业社会的最高发展形态，称之为“大量消费时代”。这是着重于经济生活与资本制生产的特质而下的定义，这一定义的缺点，在于太强调消费，而忽略到生产力的变化与伴随而出现的社会结构，乃至于价值观念的变化。至于左派的经济学者把这阶段称之为“金融资本主义社会”，更是羼杂有太多的政治意识。金融与生产的结合，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但是，要说金融集团支配了生产，形成了寡头独占或垄断，那也就把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太简单化了，事实上，越是向前发展，资本制生产越有大众化的倾向，而非“资本家阶层”越在生产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
所以，把资本制工业社会的发展，作一全面深入的探讨，而要恰切的说明将来新阶段的特质，必须从科技进步的生产力方面，和社会结构变化的生产关系两方面把握它。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
·贝尔的研究工作，相当满足了这样的要求。
贝尔把社会经济发展分为“前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及“超工业化社会”三大阶段，所谓“超工业化社会”，也就是工业社会将来的发展形态。
他说“超工业化社会”，是工业化社会的一种蜕变，其最大的不同是工业化社会建基于“机械技艺”，而超工业化社会建基于“知识技艺”。工业化社会以资本及劳力为主要结构因素，而超工业化社会则以情报及知识为主要结构因素（情报包括各种有关生产及市场的资料，知识包括对生产及市场的合理判断及经验法则）。
贝尔认为，超工业化社会具有五项主要特质：
一是理论科学挂帅，如电脑学、电子学等成为科学的中心。
二是新知识技艺的兴起，如模式及系统分析等知识用以更有效地解决经济与工程问题。
三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广被，如技艺工程师及专门人才的迅速成长为社会中坚。
四是由商品生产转移至人群服务事业，如健康、教育与社会服务事业及专门技艺的服务。
五是由人与天争、人与机器争演变到人与人的工作关系，人与人间的关系与福利将更为密切。贝尔的超工业化社会所采取的观点，是科学的，也是人文的，对于他所称为“人智经济”的社会，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及早去研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