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里奥拉访华文章之四：《改正学校里「激进派」的错误》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即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领导集团和教师们如何改进中学和大学的体制。事实上，极左派、文化革命的问题、“四人帮”的最后的疯狂所造成的最大损失，正是出现在中学和大学里。
在中国，我听好多人说，大约有四百所大学，学生人数是八十到九十万。如果中国有意大利的大学生在人口中的比例的话，那么大学生的人数就应在一千八百万以上。而且，如果说在意大利大学生人数显然太多了的话，那么，在中国，比起为达到既定目标所需要的大学生人数来，显然是太少了。新的领导人已经了解到了这一点。在广州、上海和北京的大学里，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两点：对“四人帮”给高等教育造成的损失的揭发和在经济上给最好的教师们的鼓励。
在中国，人们得到的一个明确印象是，从托儿所到大学，教育努力依次递减。但大学的教育同现代的要求不相适应，在文化革命的动乱期间，水平令人可怕地大大降低了。
如果说大学生的人数和学习的质量是这个国家为了胜利完成第二次革命所必须解决的两个最大问题的话，那么，汉语本身的困难和它作为数学和科学的工具时的很大局限性则是一个需要克服的不小障碍。对于中国人来说，要想适应世界文化，掌握两种语言比别的任何国家的人民更为必要。
随着代数的发展和试验方法的诞生而在欧洲出现的质的飞跃，在中国象在日本和非洲国家一样没有发生。但是，在中国，在比欧洲开始早得多的封建时代（早在公元前四七○年就开始了），为农业服务的技术（特别是灌溉）和天文学就取得了巨大进步。因此，西方科学和文化的移植到中国，是被移植到一个丰富的文化机体之上，这一文化机体只是在后来才遭到阻遏，长期处于冬眠状态。当然，这种移植要能够广泛地在人民当中传播，就要求一种能够迸发出创造能力的环境，要求通行第二种语言，而这第二种语言不能不是英语。只有这样才能有发展的高速度，才能运用必要的知识，以便不致于只能老是跟在西方的生产发展速度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