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卡诺评两本关于中国的新书

一本是萨特的《观察中国——中美走向和解》；另一本是特里尔的《中国的未来——毛泽东以后的时代》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书评》七月二日一期刊登斯坦利·卡诺的题为《中国之谜》的一篇书评，评论两本关于中国的新书，一本是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观察中国——中美走向和解》，作者罗伯特·萨特；另一本是纽约德拉科特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以后的时代》，作者罗斯
·特里尔，摘要如下：
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追述道，将近七年前宣布邀请他去北京访问一事“成为本世纪外交上最使人感到意外的事件之一”。可是，这种意外表明，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对形势看得不准。现在回过头来看，事情很清楚地证明，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在谋求同美国妥协，来应付他们同苏联之间发生的问题。因此，虽然尼克松响应了他们的要求应该记一功，但是历史却应该这样记载：主要是中国人采取了主动。我敢说，即使是汉弗莱当时在白宫，他们也会这样做。
共产党中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试图沟通同美国的关系的情况，会使任何一个关心国际事务的人感到兴趣。这两本书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罗伯特·萨特深入研究了中俄美三角关系，说明一国采取的步骤同另外两国的行动有着怎样的关系。罗斯·特里尔比较集中地谈论中国的国内力量及其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两本书都有缺点，但是都不应该被忽视。
不幸的是，萨特的文字竟同官方报告一样枯燥。他过去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现在是国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而且在追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时，他差不多完全依靠公开的材料来源，因而未能谈到毛泽东和他在党内的反对派发生的冲突，以及所谓林彪阴谋策划阻挠尼克松访华等有趣的插曲。但是尽管有这些缺点，他在系统叙述共产党中国人愚弄美国和苏联的迂回曲折的作法方面是成功的，他强调的一点同今天的三角关系也很有关系
。
萨特的主要论点是中国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是按照自身的利益在这两个大国之间搞平衡。因此，三十年来，他们对美国所作的姿态反映了他们同俄国的紧张关系，他们不时同俄国和解又反映了他们对美国感到失望。
这个论点并不是新的。但是象萨特这样，在目前强调这个论点是值得的，因为目前的趋势是从双边关系看中美关系中的困难，而不是从全球的角度看。换句话说，北京和华盛顿“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大于台湾问题，至少对中国人来说，这取决于美国是否打算在全世界起更大的作用。
正如萨特所阐明的那样，中国人是从战略角度和从自身利益出发看世界的。因此，只要他们还相信美国在东亚和其它地方的实力为他们提供对付苏联的手段，他们就很可能保持他们目前同美国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可能是很不牢靠的。反过来，当他们发现美国的威信下降时，他们谋求同莫斯科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就很可能增加。
所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其重要性不如保证美国不会退回到孤立主义并在后退的过程中鼓励苏联的扩张主义那么大。总之，看来他们是受到杜勒斯鬼魂的感应。如果允许稍微离题的话，使人惊异的是，目前最热衷于支持他们的美国人中还包括过去的冷战战士，这些人一度是竭力主张“遏制”中国人的。
萨特追溯到四十年代，当时罗斯福政府错把毛泽东看作俄国的傀儡，反而抱有同苏联打交道是最能保证这个地区的稳定的想法。
美国认为北京政权是苏联的附庸的想法从朝鲜战争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中期。杜勒斯国务卿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还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中国人曾邀请美国记者访问中国，也被杜勒斯拒绝了。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才转向俄国人，促使俄国人同他们一起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
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当时正在提倡“和平共处”，他拒绝了北京的战略建议，两国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和国家之间的争端都加剧了。到了一九六八年，毛泽东认为需要恢复国内秩序。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向尼克松伸出手来。尼克松看到，握住这只手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加强他自己同莫斯科谈判的地位。
自此以后，中美关系没有什么进展，主要是因为国内的限制使美国和中国都不能就台湾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对讲究现实的中国人来说，比迅速解决台湾问题更有意义的是美国继续留在东亚，使俄国不敢侵入这个地区。使人感到滑稽的是，美国为“遏制”他们而建立的安全结构在他们眼里反而成了保护他们的结构。
可是，展望前景，还必须考虑到一个情况，这就是中国本身在失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作为一个国家的前途如何。特里尔谈到这个问题，我但愿自己能够说他在这方面的看法同他早先的著作《八亿人：中国的现实》和《铁树开花》同样精辟。
但是他的这本书由于有时文风欠佳，以及相当轻率的猜测（如预料美中关系“在停滞了四年之后可望在一九七八年结束”）而减色了。我对他提出的关于中国已经“赶上世界主要大国”的结论也表示怀疑，尤其是因为他自己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从政局连续不稳定和青年人不受约束，到供养十亿人口和开发资源的极大难题等。
可是尽管如此，特里尔提供的敏锐而深刻的分析，使他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当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他强调，中国在毛泽东逝世后，正在寻求解决重大问题的新途径，这是对的。这个国家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新的领导人，取决于华国锋和邓小平，以及他们同这个国家各个利益集团的关系。特里尔概述了他们可能采取的各种途径，而我同意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