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纳维亚文章《中国在微妙地改变方针》

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能不能击败人口多、财力弱这两个挑战，现在还不清楚，但已经有了这样的决心
【本刊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九月九日刊登前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戴维·博纳维亚在香港为该报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在微妙地改变方针》，摘要如下：
中国在七十年代，特别是过去一年半发生了一些变化，举例如下：
北京积极鼓励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对苏联采取比较富于进攻性的姿态，并打算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购买先进的武器系统。
为了贯彻显然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中国正在放弃以前的支持第三世界和大规模援助象阿尔巴尼亚和越南这样的共产党小国的政策。
社会限制和文化限制已经放宽，比较漂亮的衣服可以穿了，一度被认为腐朽而禁演的电影可以放映了。
为了加强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实行了十年的文化限制正在取消。
中国可能不久就会为了建立新的大型工厂而向外国要求贷款，而以前他们只想靠自己的力量来建造或者用现金去买这样的工厂。
这些变化不都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父、中共主席毛泽东一九七六年逝世的结果。中国在一九七一年向美国开门——其高潮是前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是毛本人在周恩来总理辅佐下想出来的主意。
毛还提出了所谓三个世界——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他铁面无情地同莫斯科吵了二十年，现在这种争吵也正在左右着中国的对外政策。
但是，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穷国——古巴、越南、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站到了俄国人一边，北京对第三世界穷国的信心已经动摇。
为了弥补“人民战争”理论在武器生产方面造成的巨大差距，领导当局正在欧洲采购坦克、反坦克武器、制导系统、垂直起飞飞机和中国为了对付苏联从北面进攻它的危险而不能没有的其他武器。
在访问中国的西方人看来，最明显的变化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很多人谈到中国妇女的新面貌，她们开始烫发了，虽然夏天穿裙子的习惯并不象某些访问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新风气。
剧场和电影院在上演以前被禁演的“腐朽的”节目——例如一九六六年以前的电影和京剧古装戏。一些西方古典文艺作品也在书店里重新出售了，但是要排长队才能买到。
经过江青在一九七六年垮台以前一直坚持实行的对一切文化的严格控制之后，这些变化看上去也许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这种放宽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自由轻松的文化生活。
但是，真正重要的变化还是在内政方面，特别是教育制度。高中毕业生已经不一定非得先参军和到农村公社或者工厂呆上几年才有资格升学了。现在他们象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一样要经过考试，主要根据分数来录取。他们的政治态度仍然是考虑因素，但是不再象两年前那样是关键的因素了。
在工业方面，一条神圣原则——不准给工人发奖金和加班费——已被推翻了。从现在起，谁干活干得多和干得好，谁就挣钱挣得多——而不是凭嚷得最响就能多挣钱。
仅仅使劲干还不足以治愈中国经济落后这个慢性病。在一个人们认为自己每年能挣相当于两千美元的工资（虽然还有房租补贴和其他基本社会福利补贴）就算是幸运的国家里，经济很需要现代化——这正是毛的继承人为本世纪剩下的二十几年规定的目标。
中国人口多是个大问题（据认为已超过十亿大关），主要是靠双手劳动的农业体制只能跟上人们对实行配给制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要。
在同几乎是一切形式的外国文化完全隔绝了十多年之后，连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也已经混乱和跟不上时代了。
中国能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以击败人口多和财力弱这两个挑战，现在还不清楚，但是现在已有了这样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