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华侨日报》刊登李朝阳公开信

李说他对国内发布有关四个现代化的政策雀跃不已，曾三番五次把他的研究计划寄给国内有关单位，但始终得不到任何回音。他还说：能否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科技赶上世界先进，削减官僚主义是很大的要素，这比解决技术问题还重要得多，科技的发展是不能等待这些官僚程序的
【本刊讯】纽约《华侨日报》九月一日刊登李朝阳《给中国科技负责人的一封公开信》，转载如下：
（原编者按：本文作者在文后附有按语，希望有人写出其他成功、相反的经验，以利共同讨论。这是本文作者，也是编者的期望。）
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上，许多朋友已经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议，发表在海外的报刊上。这里仅以个人的例子作一个小小的补充。
无论实行任何新政，政策的制定是最主要的一方面；政策的实行是次要的一方面。这里要讲的一点是调动海外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问题。
笔者在国内发布有关四个现代化政策时，雀跃不已。想多年来的愿望可以实现了。立刻把一个研究计划写好，冒昧地寄到北京一个有关机构负责人处，希望国内能批准，便可自筹经费回国，与有关单位研究合作推行这项计划。过了几个月，毫无消息，又写了一遍寄到华南一个单位去。可能上一次写的收件人不对号，多找一两个单位大概会容易些。这次是送给该单位的负责人的，又是没有消息。再写一次给该机构，不用负责人称号（因为换了人可能没收到），又是没有下文。
后来再托在港的朋友送递，托国内亲戚问；写到华盛顿中国驻美联络处，托人向在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问。凡是能想到的机构都打听了，得到的是不置可否的答案。最后写信到最高的科研负责人，至今又是一个多月了，始终得不到国内一纸小字条，历时一年多。
我反问自己碰钉子的原因，可能与不可能的列了一堆：一、我的计划不是国内认为优先的；二、我的计划不详尽；三、国内对我的资历、甚或思想政治背景有怀疑；四、国内的决策往返时间就是那么久；五、中美未建交，计划不能实行；六、国内对科研政策的执行受到干扰。据自己分析，一、二、三都不应是问题，尤其是第一项，在我申请后六个月国内举行了盛大的国际会议，与我的主题吻合。如果是科技最高负责人也没有决策权，是否都要华、邓批准呢？无论一至五项，我想在起码礼貌上的收条也是应该有的。我是无从得知信件究竟有没有到达收件人手上。我不愿做第六点的猜测，这是唯一的可能了；但是我又总不希望这是原因，也不相信是。那究竟是什么缘故使这计划石沉大海呢？实在不解。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我是刚刚开始有条件作一点对祖国有意义的事，因此把一切期望寄托在这一计划的实现，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几乎连职位与生活也成了问题。十八年来为实现这计划而作的准备，又重新搁起。对自己的心境是很大的打击。
我不知道有这样遭遇的海外知识分子有多少。希望是极少数。但在不同方面遇到国内同样忽视的也接触过好几位。
从这事引起几点感触不吐不快。
一、对国内信件处理的态度，我的意见颇大。不管是谁，总希望寄信有回，即使是油印的通知收到也可。谁晓得中美间通讯究竟还有没有人在破坏？没有回信，又何以得知？收信不回，极不礼貌。当然中央机构处理事情太多，不能逐一作复，但可否印就一些公式回函？对于我们这些小人物，不知体统的烦扰，有起码心理上的满足，也保证了以后不再收到无聊的“咨”询。二、过去几次的政治反复，对中、下级负责人是影响极大的。为了避免负责任，即使小事亦由下而上，由上而下，不敢作任何决策。这种心理不改善，再完善的计划也浪费在往返批示中。科技的发展是不能等待这些官僚程序的。要敢于让中、下级放手去干。只要是对社会主义主要政策符合的，要多给自由。能否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科技赶上世界先进，削减官僚主义是很大的要素，比解决技术问题还重要得多。三、不应忽视任何小个体要求贡献的愿望。在大篇幅介绍海外某某成名科学家回国第十几次的当儿，有没有听到一些籍籍无名者的呼声？对热烈期望献身者，明知得益有限，是否也是鼓励比打击好？作为海外华人如何热切期望在中国四个现代化中尽一点棉力。以这点棉力是推不开一座紧闭的厚门的，除非门是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