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月刊》文章《小泽征尔看中国的西方音乐界》

【本刊讯】香港《明报月刊》八月号刊登一篇美国航讯，题为《小泽征尔看中国的西方音乐界》，摘要如下：
小泽征尔，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最近去了一趟中国大陆，逗留了六天。他四十二年前在中国出生，父母是日本人。
这个礼拜他应约到《环球报》办公室与该报音乐评论家和其他编辑，谈及他在中国大陆和当地音乐家接触的经验。
（以下是该报社与小泽征尔的问答，译自《波士顿环球报》一九七八年七月二日艺术版）
问：波士顿交响乐团会在最近到中国演奏吗？
答：他们（中国人）对我说：“你一定要每年回来指挥我们的乐队，不单只是在北京，还要在上海。”我说我觉得很荣幸，但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认识我的乐队，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和我的同事是怎样工作的。他们说他们也有这个意思，会尽快想办法。我最大的希望是，明年可以去。
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认为我对他们的乐队有好处，而中国人民关怀西方音乐的话，他们应该同样的设法和世界其他指挥家和乐队接触，特别是西欧和美国。我要让他们弄清楚，他们演奏的是我的布拉姆斯，小泽征尔的布拉姆斯。所以他们一定要邀请德国的，法国的，美国及苏联，或其他的日本指挥家，不然他们会以为这是唯一的演奏法，但我相信他们会明白这一点的。
问：请告诉我们你在那边和乐队在一起工作的经验？
答：他们邀请我时（在美国），我告诉他们，“我想指挥你们的乐队，我要学习你们的新音乐，我希望指挥我的曲目贝多芬，或者布拉姆斯——我意下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因为在一年半前我在中国曾经听到一场很动人的合唱，一个很庞大的职业性的合唱团。结果，他们选了布拉姆斯第二交响乐，另外有一首弦乐合奏，改自中国旧调的新型组曲。（我最欣赏的是一九七六年我在中国听过的一场琵琶协奏乐，那乐器有点象曼陀林）再下去我们就要奏白辽士的《罗马狂欢节》序曲，为了谢幕又准备了一些日本民间乐曲。
在我去之前，他们已练习了两个星期，他们的技巧很好，十分职业化，十分清楚，我不用担心他们的节奏和调音，因为他们的听觉很好，而他们的技术也可以帮助他们的音感。
如果你以我第一场排演来判断他们的成绩，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在我看来，他们好象从书本中学习英文一样，而缺乏一位会讲英语的老师，碰到会讲英语的人，或者会完全没有对白。对待布拉姆斯，也差不多，他们体会不到布拉姆斯的音乐是浪漫的，沉重的——象肉一样，不是纸造或竹造的。但当中国乐队要表现一些竹或纸一般的作品时，他们是超绝、清澈、轻快而难得的。在美国我们的西方交响乐队已习惯了宏亮而有力的声响，有时我们会忽略了如竹如纸这些小细节——我相信我在波士顿的同事们，当他们演奏室内乐时，会奏得和中国人一样好，而中国一百位乐师在一起，他们居然也具有这种敏感度。
他们的困难在于韵律感，即使在布拉姆斯里只有一两处较复杂的旋律。在波士顿我们的乐队领班，如发现音调有何不妥，可以在一秒钟内改正它（有时甚至在我发现之前）。为了修正一个音节，我和中国乐队却要花二十分钟，而整个音节只有十二个音符，结果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对这些旋律完全没有感觉：他们需要象其他西方音乐家一般的训练。
还有他们的乐器坏得不可置信，他们有一两个旧的德制铜管乐器，一个美制号角，弦乐器则用金属线，金属虽强韧，但声响不好。奏到布拉姆斯响亮长音时，声音拆裂，变得很粗糙，为了避免粗糙，他们就变得很胆怯——结果是永远得不到全音及雄壮的音响。
问：中国乐师的音乐训练和经验怎么样？
答：上一回，一年半前我在那儿的时候，我请求他们让我参观他们的音乐学校，他们不能，因为他们没有。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间（就象工厂制造货车一般）。今年是第一学年，来自全中国的申请者有一万七千人，接受了二百二十七人，年纪由八岁至二十一岁。
我听到五、六个孩子的演奏，真是不可思议
——一位十四岁的小提琴手，技巧好的不得了
——他说他会奏八支协奏曲，我说：“等一等，这些音乐灌了唱片还不够两年呢！”他沉默了一下，才说出他从他父亲那儿学了五年，他父亲是北京交响乐团（五个其中之一）的小提琴手，父亲暗地教他，在乐器上套了哑音器——他拿给我看，它不象乐团用的哑音器——它使乐器象放一张长寿唱片，而把声音关掉了，完全没有音调
——但节拍还是可以听到的。他这样偷偷冒着大险学——他父亲随时都有入狱的危险！
我们那位北京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对江青所行的音乐政策，被囚了九年又四个月，他被关在普通的监狱中
——不是疗养院，也不是下放。在狱中最后的三年才给他一个乐器，让他每天练习几小时。
我碰到一位喜欢音乐的文化部长，他说他有贝多芬唱片，这几年来，他把它们藏在地板下，因为他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够再欣赏它们。这趟我去中国，带了许多德国公司录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唱片，这是我能给他们的最好东西了。
问：你的中国听众对你的音乐有什么反应？
答：我们在一个有一千一百个座位，名字很特别的会堂中演奏了两场，演奏的时候他们完全肃静。我原以为他们是顽固不灵的听众，但演奏后他们便喊叫起来，我想中国人对西方音乐一定怀有一股热火，但脸上不露出来。
最后一场演奏会在体育馆，那里因乒乓球赛而著名，那天观众有一万八千人，当时的气温是华氏一○六度，没有冷气设备。一万八千人在一起摇着折扇，岂能安静？他们告诉我听众通常互相购赠饮料、冰淇淋，上厕所，或孩子会嘈吵等，但我听不到，可见听众对我真是十分赏光。而乐队在会场中央演奏，场地上没有其他人。
除了表演者与电视工作人员，听众象雾一般环绕周围（而电视观众有百万，因为只有一个电视台。人们不在家中看电视，都在公众场所看，那边的电视技术很差，不象美国）。当我们奏到布拉姆斯最轻柔的部分时，电视的工作人员才进场工作。
问：今年夏天中国音乐家会来吗？
答：这是个大问题，我们不大清楚。因为一部分音乐家将会在纽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团”作演出，少数可能会参观。我现在还为他们设法，但我认为最好还是一年之后来，届时他们可以逗留久些。他们的文化部长告诉我，表演完毕后他们想在美国买六万美元乐器。我建议他们买木管和铜管乐器，我会请我在波士顿的同事带他们去买，他们便会晓得要买什么。
问：西方音乐在中国的艺术界占什么地位？
答：古典音乐是最弱的一环，但我盼望我的访问可以帮上忙，他们进步很快，已随时准备好接受西方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