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卖新闻社中国科技采访团撰写的访华报道：《奔向现代化──参观中国的科学技术》（三）

六、人材不足——记者松永成太郎
去年年底，进行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全国统一大学入学考试。这是培养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接班人的第一个政策。
清华大学也招收了八百名新生。我想，由于突破了多达二十倍的难关，新入学的学生的成绩都很好吧。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林克副校长出人意外地回答说：“还算可以，水平比现在的高年级还高，但还没有达到过去的水平。”听说成绩最优秀的是文化革命前、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学生。
认为一恢复考试就能马上集中起优秀人材是不切合实际的。需要把入学考试作为一种刺激剂，要充实高中、初中和小学的教育。中国也开始致力于提高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水平，恢复了“高中入学考试”，指定“名牌高中”（重点高中），它可以从初中选拔培养成绩好的学生，在中学恢复跳级考试制，编印全国统一教材，从小学三年级教外语等等，进行了一个接一个的改革。但是，要使这些改革扎根并取得成果，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
正象清华大学一九六六年到六九年以及一九七二年五年没有招收新生那样，文化革命以后的教育界是很混乱的。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要对在这一期间专门知识学得不够就毕业的学生进行再教育。
广州的人造卫星观测站是一九七五年创立的新研究所。而且，研究所是建在一个尘土飞扬的空旷的山冈上，建筑物是一幢孤零零的房子。据说全研究所有五十人，其中研究人员为四十人。据负责人容晋祖先生说，再教育的问题在这里也很严重，现在，已把大学毕业的七名研究人员重新送进了大学，让他们重新学习。
相隔十二年恢复的研究生制度，也是恢复的一种形式。目的是要加强处于不足状态的三十岁左右的研究人员，如果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具有大学毕业程度的人，即使是下放青年、教员和已婚者也可以报考。在研究所里，研究员（教授）和副研究员（副教授）以下，采取了严格的一个人带一个人的学习方法。
作为采访团顾问而随同采访团活动的庆应大学工科教授久野洋谈了旅行的印象，他说：“好的机器确实在不断增加。但是，给我的惑觉是，这些机器根本没有开动起来。”机器可以用钱买到，但人材却买不到——文化革命以来的十三年的伤痕比预想的深刻得多。七、技术人员当厂长——记者田川五郎
最近访问北京的人，大体上都要参观一下中国引以为自豪的北京石油化学联合企业。
我曾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六年两次参观了这个企业。这次的访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联合企业的组织和人事与过去完全不同。
据带领我们参观的一位中年女工说，现在，这里集中了炼油、化学、动力、机械等八个工厂，三月份，各个工厂都废除了革命委员会，而恢复了厂长制，工厂的经营管理一切都由厂长负责。
当我听说“八个厂长都是技术人员出身的干部担任”的时候，对今昔变化之大真是不胜感慨。
就在几年以前，很多技术人员被看成是“修正主义的同伙”，自然感到脸上无光……。但是，由于打倒了四人帮，可以说，“科学的春天”来到了，而且，技术人员的权利得到了明显的恢复，这是根本预想不到的。
各个工厂革命委员会的取消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认为在有管理才能和业务上内行的人的指挥下搞生产是上策。肯定出于这样一种反省才恢复了厂长制，才对技术人员给予优厚的待遇。在这一点上，科学研究部门也一样，我们访问的研究所全都废除了革命委员会，由有能力的老手担任所长，在他们的指挥下开会研究。
无论集中多少优秀的人材，关键还要看组织形式是发挥还是扼杀他们的才能。如果中国要大规模地发展经济建设，首先就要改善各个工厂的组织和人事管理，应该认真考虑怎样才能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过去，在这方面努力不够，工作的落后状态是很突出的，现在虽然开始注意晚了，但中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譬如，在广州参观过的缝纫机工厂。这个厂显然采用了“物质刺激”的奖金制度。
迄今为止，中国一直采取把优秀工人的名字和照片贴在工厂里这样一种以名誉奖的办法来提高劳动热情，现在可能已意识到，单靠这种精神刺激是有局限性的。
在科研领域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进物质刺激的方法吧。在同中国科学院的周培源副院长会见时，曾提出过“是否可对优秀的创造发明发给奖金？”的问题，对此，他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要使物质刺激同精神刺激很好地平衡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在文化革命前，这些措施中国都采用过，曾经被严厉地批判为“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要恢复这条路线，是否会被谴责为“走回头路”呢？（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