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卖新闻社中国科技采访团撰写的访华报道：《奔向现代化──参观中国的科学技术》（二）

三、经验交流馆——记者矶部宏
广州市的中心、曾经作为广州交易会会场而为同中国贸易有关的人士广为熟悉的建筑物的第三、四层，已成了“广州市科学技术经验交流馆”。
这个经验交流馆是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当时主要展出新技术、新产品，从一九七四年以来它成了专家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或者是工人之间在生产现场交流知识和经验的场所。
我国也在谋求通过地方自治政府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以学会讲座的形式普及技术。但是，这种做法只不过是采取自上而下的、也是单方面的传授方式。相反，广州市的交流馆成了网状体系，它不但从“纵”的方向传授技术，还象经验交流这个说法所表明的那样，在各个阶段向“横”的方向传授。据说，北京、上海、沈阳、重庆等也有同广州一样的交流馆，其原则是各省都要设一个。
中国把这种系统叫做“群众科学实验网”，正试图普及到所有生产单位。它在提高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上具有多大的力量就勿须说明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学校教育还没有充分普及中学、高中的现状，就更不难理解其作用之大了。
然而，认为用群众科学实验网可以解决科学技术提高过程中的所有问题还为时太早。实验网确实在提高“技术”以及技术直接用于生产的领域方面，对普及、提高有很大的作用，但不能对涉及基础理论的“科学”抱太大的希望。
中国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负责人以及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说，到处都在“重视基础和教育”。
群众科学实验网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还在于使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研究科学技术的气氛和想法以及兴趣。因此，它不但消除了迷信和传说之类的东西，建立起合理的生活，而且，它很容易取得群众对科学事业的理解、支持和合作。此外，在这样一种气氛和思想方法中培养出来的青少年，在学校教育中可能有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当我们在人民公社看到骨节突起的手摇动着试验管，在经验交流馆里看见青年女工看着仪表进行计算的时候，就对我国那种理科教育脱离自然和生产技术，“学校毕业即离开科学”的现状感到不寒而栗。四、对“自然”的充分利用——记者川口忠彦
在北京和广州的城区的尽头、靠近农村的地方，都有绿树成荫的幽静的院子，里面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北京动物研究所和广州昆虫研究所。
采访团对两个研究所最感兴趣的是，尽可能不使用农药消除害虫，而是在研究大量饲养杀死害虫的天然敌人，即采用“以虫治虫”的方法。全国一百零三个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各研究所，最近都已开始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但可以说，其特点仍然是把重点放在密切联系生产的研究题目上
。
中国南部的主要农作物水稻，在研究密植、一年三熟等多收获技术上虽然年年取得进展，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成正比，虫害的发生骤然增加。当然，农药的使用量也在直线上升，环境的污染终于已达到了危机的程度。“有没有减少使用农药的好方法呢？”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农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广州昆虫研究所的李丽英，继而是北京动物研究所的钦俊德两位研究员（都是教授）领导的小组，正式展开了人工饲养‘“赤眼蜂”的研究工作。
不只是中国，各个国家的农民都早就熟知害虫有天然敌人，并一直在加以利用。但是，要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自然的生态，就需要科学工作者进行研究。
据李研究员说，“赤眼蜂”的治虫效果用于水稻的螟虫可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李说：“在广东省三分之一的县，各人民公社正在努力一年饲养一亿至三亿只赤眼蜂，把农药的使用量降低到过去的百分之四十以下。”钦研究员也干劲十足地说：“因为赤眼蜂的用途很广，国内各省都已开始广泛使用。此外，我们还成功地大量饲养了可以吃掉棉花蚜虫的瓢虫。”
“赤眼蜂”是放在竹筒里等待时机，一旦发现害虫的虫卵立即放出。水稻螟虫的产卵期是五至八天，如果错过这个期间那就白费了力气。每隔两天左右放三到四次，合计平均每亩放三万只。如果考虑到饲养和放出时所费的工夫以及抓住适当时期的监视体制这些问题，不具备人手、组织和劳动费用低这三个条件是很难实用的。
在日本现在的节省劳动力的农业中，想采用这样的做法也不行。美国的化学协会杂志最近曾这样写道：“中国大规模地利用害虫的天然敌人是非常好的，但是在美国，从经济角度上看是根本不可能采用的。”
对中国人民这种很好地利用大自然的能力和毅力不能不赞叹。五、改良土壤——记者田川五郎
红、黑、茶、黄、灰、白…，中国这个国家的土壤的颜色因地区不同而异。其种类恐怕超过五十种，真是形形色色。仅从这点看，就可以使人充分联想到中国的国土是多么辽阔。
中国的土壤大体上可以这样划分：东北是黑土；山西省、陕西省等中原地区是碱性强的黄土；长江以南则变为酸性的红土。农作物也是各种各样，北方主要是种小麦，而南方绝大多数是种水稻。
负责带领我们参观的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熊毅所长摇晃着魁伟的身子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进行调查研究：为了迅速在增产粮食，怎样改良各地的土壤，怎样适当施肥？”
农业技术的改进被大力发展工业的现象掩盖了，但是，对中国来说，它无疑是当前的紧急课题。事实上，在举国一致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中，较之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农业是被放在最优先地位的。如果考虑到人民的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把粮食自给自足作为口号的农业国家的情况，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环绕着这个国家的自然条件是严峻的，尽管异口同声地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但并不是容易的事。解放前，连年的战争使国土荒芜，北旱南涝的局面一成未变，其后遗症还远远没有消除。
而且，有相当于日本二十五倍的辽阔的国土，但平原小，平均每个农户的耕地面积还不到一公顷，比日本还少。
由于这些条件的制约，要增加粮食产量，无论如何也要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向这些极为困难的问题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土壤、品种的改良是不言而喻的，还应该整备排灌工程，采取防治病虫害的对策和增加肥料生产，等等，该干的工作很多。熊毅所长说：“其中，现在全国都在集中力量搞机械化问题。”
在参观上海的南翔人民公社时，首次看到了使用插秧机工作的农民。插秧机在雨下个不停的稻田中来来往往，虽然它的机动性还比不上日本，但这种情景在四、五年以前还看不到。
在听了负责人的介绍以后，使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个公社的机械化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现在拥有大型拖拉机三十八台，手扶拖拉机一百八十二台，插秧机一百二十台，脱粒机四百五十台……。机械化程度已达百分之五十。因此，改良土壤和工作效率肯定有了显著的提高。
虽然还不能断言这就是中国将来的农村景象，但确实是在一步一步地接近。（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