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华尔街日报》文章：《伊朗：一个“安危系于一人的王国”的变化》（下）

邪恶的形象考虑过种种情况之后，国王是不应该得到他在美国人心目中的那种邪恶的形象的。然而，他在人权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却远不是那么纯洁无瑕。
自国王在六十年代初为土地改革问题同议会进行斗争以来，他就不怎么喜欢民主或伊朗宪法中的那些细枝末节了。结果是，国王能够推行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现代化计划（这一计划以“从国王到人民的革命”而闻名），而无须再同有组织的反对派作斗争。
不过，由于没有民主，眼下伊朗中产阶级正产生相当大的不满。每年大约有一万名伊朗人出国留学，多数是去民主国家的。当他们回到国内时，他们发现的是政治上的一党制。这种制度下的立法机关只不过是政府的一颗橡皮图章而已，而且直到最近，要公开讨论一下这个社会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国王的支持者声称，由于伊朗的文盲率仍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它仍然非常落后，因此不适宜于实行民主。他们还声称，伊朗四面受敌，是不能允许进行广泛公开的辩论的。
由于实施了一年多的自由化政策，某些方面的状况有所改进。政府官员说，不会因为今年出现了骚乱而放弃这一自由化的政策。过去报纸害怕得噤若寒蝉，眼下则得到鼓励来批评政府大臣及其奉行的政策，虽然报纸要指责国王及其工作，那还是越出范围的。结果，在报纸上登出了一些尖锐的社论，批评高级官场任人唯亲、工作缺乏效率，甚至是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不过，报纸仍然连篇累牍地吹捧国王是全智万能而又无限仁慈的圣主明君。造成缺点的责任伊朗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着实相信，贪污受贿涉及到国王最亲近的朝臣；国王由于自己参与了实际上是政府工作的一切方面，因而要对政府的不足之处负责。每个人心里所想的谁都不能畅所欲言，这只能使人们变得更愤世嫉俗，桀骜不驯。中产阶级得多谢国王，也许连它的存在也是亏了国王，不过，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对于保守的穆斯林给国王捣乱却暗暗地幸灾乐祸。
据说，国王打算部分放弃政府首脑这一职务，并让他的大臣们多负担一些治理国家的责任，同时也对做错了的事多负些责任。然而，国王不是一个自甘寂寞的人。实际上他还是一个喜剧性的人物，他热衷于自我扩大权力的倾向是中产阶级感到不舒服的主要原因。在德黑兰，不管你怎样转，都能看到身穿各种不同服装的国王的像片。
在像片里有时候，他身穿朝服、头戴王冠；有时候，他又是一个身上佩满肩带、勋章和肩章的海军将领或陆军将领；在另一张像片中，他正在同他的军队搞演习；要么他就身着便服在批阅外交电报；要么便充当多情丈夫和慈爱父亲的角色。地区性的军事强国在某些方面，国王是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牺牲品。一九四一年，他刚满二十二岁，就从他父亲手里接过了一个贫穷、衰弱、人民多数是文盲的国家。在三十七年中，尽管有反对他的种种阴谋诡计，有危及国家安全的种种威胁，但他还是把伊朗变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地区性军事强国。西方依靠这个军事强国作为第一道防线来保卫其某些主要的石油来源。他还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如果不是政治方面的话——使他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分配了土地，让工人得到了一份工业利润，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提高了生活水准。在过去十五年中，识字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人的平均寿命也从三十五岁增加到目前的五十二岁。伊朗人目前的汽车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甚至在德黑兰五行道的大街上交通几乎水泄不通。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人们眼界更高，造成社会的紧张状态。受过教育的阶层所热衷的改革为传统主义者所不容。中产阶级自己也不满于通货膨胀、食品匮乏、税收不足和专制独裁。尽管有骚乱、示威、学生罢课和怨声载道，国王似乎仍然控制着这个国家。只要他还在，这个国家看来是有理由保持稳定的。
不过，他作为这样一个绝对的权力中心的时间太长了，因此还得为这个国家确立一种能够持久的稳定局面。据说这是他在传位给他儿子之前最后的一项重要使命。除非这一使命完成了。否则，伊朗仍将是——如一位阿拉伯官员所说的
——一个“安危系于一人的王国”。倘如在这项使命完成之前国王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这对于他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朋友所产生的后果都将是极为严重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