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时代》周刊报道：《美国六十年代青年人的现状》（下）

年轻的经理人员密切关心企业与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小”股东、为消费者辩护的人、各种争取公民自由权的组织）的关系。三十五岁的利顿工业公司微波炊具分公司的董事长威廉·乔治在处理这种关系方面，就是他这个年令的人的典型。在政府草拟能源用途限制以及其他和他那行业有关的法令时，他不仅不加以反对，反而帮助政府官员制定这些法令。乔治承认，他的做法是想要影响和软化这些法令，他的理由是：“我努力同政府合作，我不想等到人家把东西塞进我们的嗓子的时候才干着急；汽车工业就吃了这个亏。”
这些年轻的经理人员不仅重视工作，他们更重视生活。三十岁的布鲁斯·伯纳德在壳牌石油公司刚刚晋升为石油部门的工程师，他说：“现在，生活的质量比你在公司提升的快慢要重要得多。现在人们有一种越来越注意看表的趋向。”三十五岁的杰里·史密斯是总公司设在旧金山的比奇特尔建筑公司的一个部主任，他非常蔑视那种为了怕被辞退而过分卖力干活的人。他说：“当我看到某些人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时，我总认为这种人的思想太偏，他们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控制。我们现在应该按照一种合理平衡的方式生活。”
当然，还是有很多年青的经理人员，为了要完成某项特别计划，为了掌握一项新的工作、或者就是为了巴结上司好得到提拔等原因，而把过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通用电气公司三十四岁的能源系统工程师路易斯·科斯坦佐说：“我现在把过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是因为我正在学干一项新任务。但是，我拒绝永远这样干下去。”
年青的经理人员也会拒绝接受不符合他们个人计划的调往其他城市的命令。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年青的男性经理人员都打算同有职业的女性结婚。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人事处长威廉
·里德说：“这些人不是我们所想像中那种喜欢流浪的吉普赛人。如果他们同意调动，他们会要求公司帮助他们的配偶安排职业。美国银行经常帮助其职工解决家庭问题。这家银行在把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一个女职员从波士顿调到旧金山时，也安排她那当牙科医生的丈夫到那里的牙医公会进行考试，并且把他介绍给一些医院进行当面考核。后来这对夫妇从波士顿搬到了旧金山，但是是在丈夫在一个诊所找到了职业以后。
对劳动道德的不同看法引起了两代人之间的摩擦。一九七○年的大学毕业生、三十六岁的特伦斯·汤姆森现在是比奇特尔公司的高级财务代表。他带着上级批评下级时那种傲慢的神态概括说：“老一辈追求的是要人们承认自己的爱国心，犹太教—基督教的道德观、处事深谋远虑、廉洁和忠诚。而年青的经理人员追求的却是创造性、活动力、敏锐和坦率。如果我不能按今天的标准得到这些方面的满足，我绝不会呆在这个公司。我不会只为着将来而工作，因为谁也不会保证这个将来一定来到。”
尽管年青的经理人员拒绝从一个城市调往另一个城市，但是，如果一个新的工作机会能使他们赚到更多的钱或者有更多的可能得到晋升，他们是愿意从一个公司调到另一个公司的。这就是老一辈经理人员所以用父亲般的又不满又爱护的复杂心情看待这些后辈的原因之一。
公司为了安排这些年青的经理人员，正在试用一些办法，如让他们担任更多有权威的职务。为了适应年青人的这些特点，公司正设法花更多的时间研究对他们每一个人的评价和他们将来的打算。利顿微波产品公司的经理人员每年都花几天的时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会议中心同他们的上司们开会讨论他们自己的长处、短处和如何在今后最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其他许多公司也开始每年召开会议同年青雇员的上级讨论对他们的使用，上级对每一个人的奋斗目标都有档案，据以检查每个人在达到自己的目标方面干得好不好。年青的经理人员常常对上级对自己的年度鉴定提出争论，并且质问他们：“你为什么不考虑把我提拔上去？”
由于这些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所处的地位仍然比较低，因而，他们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但是，等着瞧吧！三十一岁的美洲银行计划部副总经理斯蒂芬·麦克林说：“我们这一代的经理人员现在还不是船长，但我们多少能左右一些事情。不用几年，我们就要掌舵了。”
随着这些年青人的成长，他们将使企业界更加开放；在作出决定之前进行更充分的争论，更强调选拔、训练和奖励人材，包括更多的女性和非白种人；在生活方式上更富有灵活性。目前，很难判断这些变化是否能从根本上对效率、生产率、质量、利润以及其他一些具体的企业问题产生影响。但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这些六十年代的年青人向最高领导地位爬的过程中，将继续叫别人感到不快，也将继续发挥其革新精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