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时代》周刊报道：《美国六十年代青年人的现状》（上）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三月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六十年代的小伙子，如今是经理了》，副题是《他们不断地提出问题，很少去追求夜生活可是广泛地关心社会》，摘要如下：
十年前，他在波士顿大学是一个“争取民主社会学生协会”的同情者，积极地向权势集团开战。今天，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成了设在曼哈顿的一个管理顾问公司的高级助理。他说，“昔日的激进派人士现在是企业界的宝贵人材。他们具有不怕入地狱的极强的进取心，他们大体上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精力异常旺盛。办实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需要我们把昔日那种精力投进去。当你看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出你的工作成绩时，心里真是痛快！”
上面说的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却是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打倒一切的六十年代里、具有叛逆性格的学生在反战的旗帜下举行示威，在他们自己身上试用毒品，对他们的父母的道德观念提出挑战。这些人今天已成为年青而成熟的人材了。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以及比他们多得多的同届同学——这些同学并没有喊过口号，也从没有同那些人一起用过毒品——目前都把他们的才干投入了公司界。随着他们在公司中地位的提高，这些年青的经理人员已向他们的老板提出不寻常的挑战，这些老板必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没有谈判余地的要求——对个人生活更加关心，详细地规划一个人的前途，把情况向大家公开。问一问不论哪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他都会对你说，同老一辈相比，这些二十七岁至三十五岁的经理人员不仅更能享受个人的生活情趣，而且比较了解社会，更赞成雇用妇女和少数人种。
几乎所有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二年之间上大学的人（就是连最驯服的人也不例外）都曾受到那个激昂和冷酷的时代的动乱的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这批所谓“六十年代的小伙子”显然自成一个集团，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生大不相同——那是一些喜欢踢足球，开舞会和组织排他性的学生联谊会的人；也和目前正在求学的大学生不大一样——那是一些比较尊重社会习俗，一心只想成家立业的人。然而，公司要发挥这些六十年代的小伙子的才干并不困难。他们是在战后的“生孩子旺季”年代出生的，他们在法律界和医学界竞争激烈，极难找到用武之地；当他们担负起养家活口的责任时，他们感到还是进公司可以在金钱和心理上得到较多的报酬，从而在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尊敬。
在工作上，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现在也还是不断地向权威挑战，他们提出的问题要比他们的前辈多得多。戴尔·拉德克利夫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人。他今年三十岁，是美洲银行的主计员。一九六六年他从伯克利大学毕业。以后就作为一个摇摆舞曲的乐师在全国各地周游了三年，以后又回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得到了硕士学位。一九七五年拉德克利夫加入美洲银行，他向他的上级提出：当别人的工作效率已经提高以后，他们为什么还要照老章程办事？他已向银行提出加速处理文件的新方法；按照更灵活的工作时间重新设计了工作程序；并且开始了同他的下属举行周会，共同研究业务情报。该行一位三十八岁的老行员说：“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戴尔提出的一个问题造成的。”
美孚石油公司发展管理部主任、四十二岁的理查德·伊斯特本说：“低级的管理人员过去习惯于接受命令而不提出问题。今天，他们对上级的决定疑问多了，抵制也多了。这些小伙子不怕同权势对抗，他们善于为自己的主张据理力争。而那些年纪大的经理人员则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傲慢无礼、目空一切，因为这种情形打乱了他们心目中平静舒服的标准。”
伊斯特本应该晓得，当他几年前在波士顿一家电子计算机公司工作时，一些高级管理人员想在南非进行一大笔投资；而年青的经理人员反对这样作，他们认为这样做很蠢，因为当时那个国家正处在严重的种族危机之中。因此这家公司派遣了由五名三十岁左右的经理人员组成的一个小组，去南非进行了三星期的调查研究。他们回来以后提出了一项报告，使得公司的最高当局撤消了原来的投资计划。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