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社会政策》（下）

设法缩短学制和住院时间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由于开支提高得太快，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需要另开财源。
在教育方面，学校入学人数迅速地增加了。在许多国家由于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人口出生率有所下降，由于就学年令延长的趋势看来已逐渐消失，中小学入学的人数现在可能趋于下降。但是，对受高等教育的要求却增加得更快了，正是在这一方面，许多国家的政府想采取节约措施，如建立学生贷款制度，或缩短学制等。
在医疗方面，许多国家的政府同样也在考虑提高就医者自己出的费用。自从一九六○年以来，作为收入来源之一的医疗费大大地降低了。在某些国家，提高医疗费的余地（如在医疗费中收住院费）看来还是相当大的，但是，要向就医者收费也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如果不进行家庭经济情况调查发放补贴，穷人往往会因要自付医疗费而不敢到医院去看病，可是要进行这种调查又要花掉大量的钱，甚至可能把收入所得全部花掉。缩短住院时间曾是制止费用增加的最有效的办法，但是，各国的住院时间长短相差很大。同总的物价指数相比，每天的住院费用增加得快得多，但是各国的费用差别是很大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各国的医生的收入水平（同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和同每人平均收入相比）差别相当大。一九七四年，法国一个医生的收入约等于一个生产工人的收入的七倍，而在英国都还不到三倍。共同目标概括地说，我们这十个国家的政府的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共同的：
不论收入高低，使人人都能享受到医疗和教育服务；
同为老弱病残和失业者设立的保险制度相比较，使人人都能享受到最低收入，过得上过得去的生活；
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和教育水平。
欧洲十大经济国都在以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的热情，努力实现上述目标。自从六十年代初以来，各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尽管比例不同，都增加得特别快。医疗开支的增加无疑使穷人就医的机会增加了，尽管各个地区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存在的差别仍然在起着阻碍作用。教育开支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离校年令的推迟，使穷苦人出头发迹的机会增多了。但是，也必须指出，为毕业以后的人提供的义务教育的机会增多了，但是，在享受到这种机会的人中，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过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以现金发放的福利补贴虽然增加了，但再分配的效果却各不一样。但是，最恼人的问题可能是很难根据投用于医疗和教育事业的财力来衡量它们的效果。累进的程度如何凡收入中应缴税额的比例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者，称为累进税；凡应缴税额的比例不随收入之高下而变化者，称为普通比例税；凡应缴税额的比例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下降者称为累退税。
大多数国家的所得税均采累进制：通常是规定一个起征点，凡是收入低于起征点的一概不征税，这样，即使是税率保持不变，也能保证使收入中以纳税方式上缴部分的比例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因为收入提高了以后，应纳税的部分的比例也随之而提高。在西德、比利时、荷兰和英国，起征点（对于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来说）大约在低于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的水平上下，在法国则是在产业工人平均收入的水平上下。按绝对收入水平计算，起征点最低的（根据一九七六年的最新数字）是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和英国（尽管仅从征税额来说瑞士和瑞典要低得多），最高的是瑞士、荷兰、西德和法国。但是，提高税率可以增加税制的累进程度：一九七七年，英国对收入的征税率最高达到百分之八十三、西德最高达到百分之五十六。
相反，社会保险筹款制大多是累退的，因为尽管缴款的比例是按收入的多少规定的，但是，通常都规定有一个最高限额，凡收入超过限额的就可免缴以社会保险款。在大部分国家（必须指出，不包括瑞士和比利时），收入一旦超过全国平均收入的一点五倍（即在平均收入的二点五倍以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比例就大大减少了。瑞典只对雇主而不对雇员征收社会保险款项，因此，社会保险筹款的办法并不足以同个人税累进的特色相比。
但是，社会保险筹款制的这种累退的特点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保险制是累退的。整个社会保险制度是否累退取决于各种收入水平的人缴次的数额同他最后的得到的福利的关系。发放福利补贴的办法有三种：一是按照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计划发放，这样做的再分配程度是最高的，因为只向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人发放补贴；二是平均地发放（例如发放家庭补贴），这样做的再分配程度也相当高，因为补贴费来源于税收和按收入征收的社会保险款；三是按收入的多少发放（如发放养老金），这样做的再分配程度显然不高，除非是较多地按缴款额而较少地按收入来给予福利。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