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文章：《回国报告：亲身接触到的苏联》（五）

随着时间的流失，展现在我眼前的苏联是一个没有“言论、集会和游行的自由”的社会。
一九七七年底，我和一位俄国人喝完酒回家，一道搭出租汽车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斯大林不仅精通政治、也精通经济和文艺，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有才干的人。”平时给人以顽固不化的印象的党员说出这样的话来，使我非常吃惊。在这里我看见了新斯大林主义在抬头。
经过赫鲁晓夫的“解冻时代”，勃列日涅夫为了进行思想控制和对付反体制派，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了新斯大林主义，这是没有疑问的。在这样形势下，对于渴望民主的反体制派知识分子的镇压就更加厉害了。把不合心意的人踢出去
最近我所看到的反体制派的活动有两种流派。一种是要把西欧民主引进社会主义，从而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有萨哈罗夫。另一方面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绝望，想要从宗教和精神方面寻求人类的救济和幸福。采取这种态度的就是索尔仁尼琴。但是对不容许有“独立思考、发言和反抗的自由”的勃列日涅夫等体制派来说，却不管反体制派内部有何区别，而是一味镇压，只要斩草除根就行。
使人恼火的是窃听和暗探行为。
关于电话的窃听，苏联市民自己也都知道。在我家帮忙的人一谈起不好让当局听到的话，便用手指堵着咀说“嘘”，离开电话远些，在我耳边轻声地讲。他说电话机设计得挂着听话筒也能窃听。对苏联市民也一样。他们和我们外国人接触时，即使自己家有电话，也要出去用公用电话。而且不能长谈。因为有可能被探察到。我得到俄国人的亲切指教，在打电话时也注意多了。令人不愉快的侦察电话
最不愉快的是侦察电话。我是一九七二年十月赴任的。有半年之久，侦察电话不断。最初是妇女的声音，讲些什么“现在你在干什么？我在普希金公园，你来吧。”之类的话，连续几天都这样。我怒斥：“你是什么人？”她还是妖声怪气地发出“嘿嘿”的笑声。第一，对方清楚地知道我是新来的特派记者。对方当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坐探。上了当，被他们抓住小辫子的西方记者的例子，我也知道一些。
其次是深更半夜打来的无言电话。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家里的人起来接电话，却断了线。一会铃又响起来。反复多次之后，家里人说“怪害怕的……”把电话挂上了，但是不接，铃就不停。最后我去接了。当我说出我的姓名后，对方向话筒“噗”地一声吹了一口气。就这样挂上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敌方的目的就是证实一下我的住处。有了这样的电话，一天都不痛快。
无视个人生活秘密的窃听不只限于电话。也有正规的窃听器。也有人说，这是当局派来的雇员安装上的。日本大使馆在五年中三次发现窃听器，都作了处理。东京寄来的信留有明显的被拆痕迹，这也不止一次。这是克格勒在抽查。在苏联连通信秘密都不能保证。当局所干的窃听和暗探行为，遍及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看不见的沉重压力。互相监视
相互监视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这样还不如到那生死搏斗的社会里去。同事、朋友的微小过失都要一点不漏地告密。靠这升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恐怖的生活是多么可怕。
谈谈我经常交往的俄国人吧。他和妻子处不好，离婚了。于是妻子到法庭控告他以前犯过经济罪。他被妻子害得好苦，因此而失去了职业。离婚之后，我去他的公寓访问，大吃一惊。门上竟安了十个门锁。他见我显出这种惊奇神情，便摆出了受妻子害的可怜相说：“有事实说明我不在家的时候被搜查过。这是防止外人进来。”在苏联，丈夫不信任妻子，妻子不信任丈夫。他说：“就是妻子，也不能讲真心话。”
住在任何人都不能信任的社会中，苏联人是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寞中生活的。“孤独的苏联人”——这话是非常贴切的。
看苏联人和我们外国人的交往，“告密的社会”就更容易了解。
一九七六年夏天，日本的几个特派记者一起到俄国的森林去吃野餐。那地方是不许烧火的。我们刚点着火，马上就有民警从什么地方来了。立即把我们撵走。那时立即就感到“有人告密密”。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