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文章：《回国报告：亲身接触到的苏联》（三）

男人拎皮包，女人拿提兜莫斯科买东西的“长蛇阵”很出名。在莫斯科，人们外出男人总是拎一个大皮包，女人总是带一个提兜。不了解情况时还以为“俄国人真是好学”。然而，一旦熟悉了莫斯科的生活就会知道，男人手中的皮包里面装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不是勃列日涅夫言论集。有一次我有机会看到了打开的皮包。你猜，里面装的是什么？里边装的有柑子、苹果、土豆、面包……。原来皮包是买货袋的代用品。
莫斯科人买东西费的时间和力气非常大。消费品，特别是蔬菜、水果之类绝对供应不足，所以在他们之间有一条死的规矩：“遇到就买！”他们经常带着买东西的袋子闲逛，皮包的迷终于被解开了。
我曾经雇用一个俄国人秘书，他也是一个象苏联官僚主义者那样的穿着西服走路的人。有一段时间，因分社的清洁工不在，室内垃圾成堆，没有下脚的地方。就是这样，他也不想动手清扫一下。问他，他回答说：“我是秘书，不是清洁工！”就是说，尽管垃圾成堆，令人窒息，没有上司的指示，也不干自己份外的事。我不由得喊了一声：“你是人吧！赶快清扫！”他回答说：“遵上司的命令，我扫，我扫。”——苏联人差不多都是这样。他们已习惯于只能按上级的命令来行动，完全失去了主动性。此外，苏联人即使犯了错误，也决不承认自己的过失。而且，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是辩解的能手。那也就是他们创造的以保其身的秘诀。
在苏联，不是在这些小的方面，而是在更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弊病，这是肯定无疑的。我把苏联比作满是漏洞的社会，是怎样的漏洞呢？滥用职权不堪入目苏联究竟有没有特权阶级呢？这常常成为话题。我以为对此问题可以这样回答：“苏联存在着利用职权将国家财产用于私利的分子。”勃列日涅夫住在莫斯科库图佐夫大街二十四号公寓。从库图佐夫大街到克里姆林宫，经过苏联引以自豪的加里宁大街，几乎是一条直线。这条库图佐夫大街的中央地段，窄得只能通过一辆车，只有特别车辆才能通行。它通常被称为“勃列日涅夫马路”。我今年春天回国前夕曾驱车到其附近，看见勃列日涅夫乘坐的黑色最高级的“吉尔”牌轿车从对面开来。在还来不及想的一瞬间，它象黑色的闪电，“唰”地一下子从我车的侧面飞驰而过。在迎接国宾的时候，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苏联领导人要经过列宁大街，因而沿途全线戒严。
党的干部和政府高级官员有别墅；克里姆林宫有特种商店；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有专为他们开的医院。这样一些情况，已为人们熟知。这些高级干部的特权，实际上也是十分有限的，而越是下级机关，特权就越少。在莫斯科，饭店的经理、剧场售票处主任、游泳池的经理……等等，这些人利用其职权开方便之门。比如说，游泳池的经理，即使是很难搞到的剧场演出票，也能搞到。在背地里的交易是：他得到戏票的代价是要让售票处主任有机会利用游泳池。因为，游泳池经理被他的朋友和熟人称为“有办法的人”，而售票处主任把游泳池的入门证送给别人，扩大交际面。这样，他们这些小干部就使用这种方法巴结上级机关，建立走后门的门路。上级干部则保护这类分子，并利用他们得到卑劣的享受，就是这样的恶性循环。
更为严重地滥用职权者，是海关的官员。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海关，一看是日本人就要彻底检查珍贵物品。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人，因“禁止往苏联带录音机”，所以录音机被没收了。但是，那种无理的规定连一条也没有……。而且，那个日本人的一付手提式国际象棋也被抢了去。因为苏联官员看中了这个东西，无论如何也不想放手，所以这个日本人狠了狠心说：“给你！”付出如此牺牲后，其他携带的物品终于免了灾难。那是一九七五年七月的事。美国的宇宙飞船阿波罗和苏联的宇宙飞船联盟号对接。在这次联合飞行实验之前，我有幸参观了在莫斯科市里的宇宙飞行控制中心。说老实话，我这个外行有点遗憾，不能对这个中心给以评价。但是，那里到处摆着西德造的电子计算机，构成万无一失的控制系统，仍然是令人吃惊的。而且，在那里工作的飞行员和负责控制的官员们都是最好的尖子，甚至外貌也同一般的苏联人不同。这里存在着超越苏联社会的另一个世界。我以为苏联人是拼命寻求衣物，对蔬菜和水果“看到就买”，在大街上徘徊的群众，那里知道就在同一城市里却别有一番天地。宇宙飞行控制中心仍然是特权者们居住的地方。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