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记》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七月十二日刊登博纳维亚的《中国日记》，转载如下：骑车的外国人转向步行
北京经常是反映西方的时髦风尚的一面镜子。当然这不是对中国人说的，现在他们最时髦的事只是妇女烫发。但是，由外交人士输入的西方风气在比较朴素的背景之下显得更加不协调了。
许多风气看来同运动的方式有关，最新的风气——步行——也不例外。几年前，在北京的外国人最喜欢的事情是骑自行车。
实际上，从大使以下的每个人都抢购自行车，并且骑着自行车在胡同里转来转去，而精力比较充沛的人则决心骑自行车往返颐和园。后来是在十三陵的飞碟游戏，今年，在长城有人看到一个无畏的美国儿童足蹬四轮跑冰鞋。
看来外国人骑自行车的情况在逐渐减少（我始终认为在这样广阔的城市里骑自行车是一种被估价过高的消遣），而步行却盛行起来。当过路的中国人突然把脖子伸得长长的，你就知道一个步行的人要来了，果然不错：一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外国人走过去，其目的是为了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除了步行外，外国人在北京的消遣方式看来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对活动的选择更广泛了，因为“四人帮”所实行的荒唐的限制被取消了。
美丽的北海公园（关闭了大约六年）再次成为对外国人和中国人同样具有吸引力的主要游乐场所之一。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有很好的饭馆，据说那个饭馆有一个最老的雇员在以前皇帝的御膳房里受过训练。
现在还没有恢复的“四人帮”时期的一个受害者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古老的和平咖啡馆，过去普通中国居民能够在那里大吃西方风味的饭菜。非常多的人常常利用它的存在去吃烤面包片、猪排和冰淇淋。
但是它在一九七五年关闭了，理由是这坐房子危险，但是鉴于前一年的仇外情绪，许多人怀疑有政治动机。
北京的公民现在只能在动物园附近的所谓俄国餐厅吃某种西方食品，在那里，我们曾买到了最后剩下的一瓶一九五八年的首都牌伏特加酒。
北京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外国旅游者蜂拥而来。在位于使馆区的很大的友谊商店，购买做下顿饭的食品的居民往往被旅行者的洪流所淹没。大轿车一辆接一辆地开来，走下来的贪婪的日本妇女如疯似狂地冲到商店的最高一层，然后停下来决定她们实际上想买什么。
中国当局过去执行一种几乎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旅游（在“代表团”招牌下进行的旅游例外）的政策，现在已经改而采取一种尽最大可能鼓励旅游者的政策，现在只受到旅馆和向导不足的限制。
过去，只有在驱车经过象蒙古边缘的山麓这样一种惊险的旅程之后才能到长城，现在可以乘火车舒舒服服地去了。以前不让外国人去的几十个城市和古迹现在开放了。然而，大多数访问者仍然只限于去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广州和桂林等人们反复去的地方。
每个城市都有特殊的地方被指定为外国访问者去的地区，因此，我知道有一个人三次去过上海的同一个工业住宅区——使居民有点为难。
对在北京生活的小小刺激继续为外交人员提供一些谈论的资料：交通警的无理；在楼房开电梯的人玩忽职守，打瞌睡；友谊商店某个柜台的服务员的改不了的粗暴态度。
许多轶事源起于外交部的对外人员服务局，它负有不值得羡慕的任务：保证向外国人和他们的家庭供应一切，从煤气炉到司机都要供应。
对该局提出的最新指责是它对付不了有时在公寓看到的老鼠。我听说，一个外交官带着一只死老鼠到该局去，以支持他对鼠害的抱怨。他得到的回答是一种会心的微笑和这样的评论：“啊，是的，是一只外国老鼠。”
值得欢迎的特点是文化生活的逐步自由化。以前，黄昏的来临并没有带来比一次晚宴更加令人兴奋的前景，现在可以选择在电视上看重新上演的有趣的电影，听一个来访的交响乐团的演奏或者在戏院看杂技表演。对极端需要文化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到底有了一点东西。重新发现了欧洲小说
适中的自由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来说同样是令人鼓舞的，他们现在又可以看较多的外国文学作品了。负责出版工作的当局仍然认为许多西方文学是颓废的和有害的，但是认为中国读者可以“勇敢地对付它”，但要有一篇前言，说明应该如何看待它。
情况是，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学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象易卜生和托尔斯太这样伟大人物的逝世而结束。新年变成圆蛋（元旦）
在中国，并不是一切变化都是好的，最近的文字改革是不是一种改进仍然有激烈的争论。几个月以前，简化汉字的艰巨任务前进了一步，试用了一批新的简化字。甚至承认有必要进行五十年代所实行的有限改革的许多人都不同意一些新的写法。香港的亲台湾报纸讽刺地评论说，“面”这个字现在失去一切特点，“圆蛋”简化为“元旦”后和新年“元旦”一样了。
北京的一家主要报纸刊登了对改革的异常坦率的批评，说改革使文字混乱而不是简化，同时指出，人们反正必须继续学习老字，因为在改革以前印刷的所有书都是用老字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