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富夫评论文章：《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文学界》（下）

许多作品象盖了图章似的千篇一律
话虽然这么说，要青年作家（包括业余作家）们在这一年里发表有份量的作品，未免言之过早。当前，除了陆续修订（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只是改动了个别词句而已）出版文革前就受到读者欢迎的《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等长篇小说之外，也出版了一些新作品。在不甚突出的新作品中，最好的要算是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了。
这是接第一部，描写了初级合作社成立后的情况。使我惊讶的是，在第一部里颇为活跃的青年农民，第二部上卷中几乎不再出现。这里集中描写了富裕中农、沾染中农习气的共产党员以及富农等反面人物。此外，新上场的有以县委副书记为首的工作队。看来他们将成为故事中的中心人物。作者具有独特的笔调不是从正面描写一个人物，而是通过侧影的描写来衬托其形象，这使人能一口气读完了这部近二百页的作品。
此外，长篇中引人注意的有：杨大群的《山燕》、曲波的《山呼海啸》、张天民的《创业》等。曲波的作品跟《林海雪原》比较，发议论、讲大道理的东西太多，差距很大。《创业》是根据同名电影剧本改编的。这个作品，感到不足的是缺少进一步的归纳。
这一年里，比较全面地反映文学界问题的短篇小说，大致有两类主题。以《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八期来说，杜斌的《今天》和王愿坚的《长征路上》，分别具有代表性。
小说《今天》的主角是全省最大的现代化机械厂上了年纪的总工程师陆进。给他做配角的是工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郑大忠，他是一位老干部。跟这两人对立的是，陆进任某大学机械系主任时的“高材生”陈文德，他趁着文革乱哄哄的当口，混水摸鱼同“中央文革小组某首长”挂上了勾，现已爬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时间是“四人帮”大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１９７６年１年月起，到打倒“四人帮”的１０月止。
这个小说的主题就是描写老干部和老工程师同暴发户、“四人帮”走狗的斗争。大鸣大擂，可以肯定地说，面面俱到，可就是一点也不感人，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部作品基本上是编造的。
让我们再回到主题来谈吧。象《今天》那样，描写工厂中的同“四人帮”的斗争，并以此为这一年的重要主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象盖了图章似的这样千篇一律呢？这一类的例子很多，例如：肖育轩的《心声》（《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四期）、胡万春的《序幕》（同上）、叶文玲的《雪飘除夕》等，都是把六十多岁的老干部做为反对“四人帮”的主要人物，技术人员都站在老干部一边；而“四人帮”的走狗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青年干部，并有由中央“首长”派来的联络员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攻击的办法都是破坏生产和写大字报。
“四人帮”末期盛行过的一种公式是，把老干部和技术干部都说成是坏的，把新干部都说成是好的。现在这套公式颠倒过来用了。诸如此类，同出一辙。前面提到的孙犁的那种严厉教训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肖育轩、叶文玲等人看来是些业余作家，这倒也算了。连胡万春这样的，从文革前就写过许多短篇小说的人也发表大同小异的编造的作品，如果搞得不好，很可能使人们怀疑工厂企业对“四人帮”进行斗争的真实性。由此可见，说是“百花齐放”，实际上作家们还是缩手缩脚的。
与其读这种被政治课题束缚住的作品，还不如读象《高高的红石崖》和《“吓一跳”的故事》那样歌颂老一代革命者的作品，更使人感到爽朗和温和。前者描写了老干部同插队知识青年——一位年轻姑娘的思想交流，后者描写有点小淘气和小聪明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和一位固执的老石油工人的交往。如果把文学同政治过于硬性地“结合”，对文学也好，对政治也好，都不会带来好结果的。
王愿坚的《长征路上》代表了这一年的另一个主题，即歌颂毛泽东以及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已故的领导人。这才是这一年里表现得最多的主题。
王愿坚的《长征路上》由《路标》、《草》、《歌》三篇组成，分别写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长征路上的小故事。作者生于１９２９年，不可能参加长征，即或是参加了也不可能记忆，所以说不定他是在这些领导人一周年之际，得到了有关的材料而创作的。
王愿坚在《人民文学》第七期里，又在《小说二篇》的总题目下发表了《足迹》、《标准》两篇作品，前者是周恩来的故事，后者是朱德的故事。
贺鹏飞、贺晓明和贺黎明写的《深切的怀念
——纪念敬爱的爸爸贺龙同志》（《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六期）和朱敏的《怀念敬爱的父亲》（《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七期）等，由领导人亲属写的回忆，虽不是创作，却引人注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