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著名电影艺术史家著文论述：蓬勃发展的亚洲电影事业

【本刊讯】联合国文教组织的“使者月刊”４月号刊载了法国著名电影艺术史家乔治·萨杜尔撰写的一篇题为“摄制影片不再是几个国家的特权了”的文章，着重地介绍了亚、非、拉丁美洲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现将亚洲部分摘要如下：
直到十年或十五年前左右，仿佛摄影制片只是五、六个大国的特权。从那时起，一般人已经逐渐认识到，影片生产实际上是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交流的媒介，而且在五十多个国家里，它已经成为一项迅速发展的工业。
１９５０年以后，在威尼斯、戛纳、卡罗维·发利和柏林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所颁发的奖金，使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日本的电影工业和具有十四种语言的印度影片上来；自从１９２５年以后，日本摄制的故事片比好莱坞还多。当西方最后终于发现了东方制片工业的基础极为巩固时，富有各民族风格的新派别也相继产生了。像印度尼西亚制片家苏卡第摄制的“残废者”那样缠绵悱恻、非常动人的影片，或者像锡兰制片家利斯派尔斯摄制的“命途多舛”那样充满诗意般美丽的影片，都表明有些国家差不多在获得独立的同时，也具有了本国的电影艺术。
亚洲第一个摄制影片的国家是日本，它是从１９１０年开始的；紧接着就是中国、朝鲜和印度。１９２７年，上海摄制故事片九十部，比法国还多，但知道这事的人很少。中国摄制的影片很快就达到了高度的水平。我在北京中央电影资料馆里，得以看见几部在三十年代摄制的中国影片，其中包括蔡楚生摄制的“迷途的羔羊”，和袁牧之摄制的“马路天使”，在任何一点上，它们都可以和同时期西方最优秀的影片相媲美，而且也已经带有一种“新现实主义”的色彩了。
今天，中国正有二十几个电影制片厂在许多省份里建立起来。尽管在１９５８年中，电影售票总数为二十六亿张，平均每人才四张，但是比起１９４５年来，还是高了三、四十倍；如果以本国的电影售票总数来比较的话，那么中国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已成为世界第二或第三个具有电影观众最多的国家了。
至于日本，影片的数量和观众数量都是很高的，而且质量也是如此。１９５７年，摄制了四百四十三部；１９５８年，大概摄制了五百二十部；看电影的人数为十亿人次，平均每年每个居民看十二次电影。从１９２１年以来，衣笠、沟口健二，五所平之助和清水已经进入世界制片权威的行列。
从１９５０年以来，由于衣笠的“地狱门”，黑泽明的“罗生门”和沟口健二的“春子的一生”、“漂亮的女人”大获成功，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认为日本大多数影片，当然指最好的那些，都是以描述武士道为其主题的作品。
事实上，日本大多数影片，包括最优秀和最大胆的作品在内，都是处理近代主题的，不过在西方很少人知道罢了。自从１９５１年以后，由于今井正“不，我们要活下去”和山本萨夫的“没有太阳的街”，新藤兼人的“原子弹灾难下的孤儿”，山村聪的“蟹工船”，成濑喜男的“母亲”和五所平之助的“烟囱林立的地方”，新现实主义在日本群岛燃起的火焰比在意大利半岛还要灿烂辉煌。我们也要记得，黑泽明，当今最杰出的制片人之一，不但摄制了“罗生门”和“七个武士”，而且还拍摄了“活下去”和“命运注定了的”，在这些影片里，他以一种堪与伟大的小说家或画家相匹敌的深度和理解力处理了今天日本的问题。
在香港，每年摄制二百部影片，在菲律宾，有一百部左右，在北朝鲜约有七十部。虽然这些影片和年青的充满活泼朝气的印度尼西亚的影片（印尼１９５６年共摄制影片七十五部）都是些除东南亚地区外差不多就没有人知道的影片。
印度影片是以十四种语言摄制的。印度共有三个制片中心。最新的一个是在南部。西部的一个（以孟买为中心）历史最为悠久。现在要求进口印度影片的，不但在东方日益增加，而且竟远达摩洛哥。
在东海岸，已往二十几年里加尔各答各电影制片厂一直是辉煌灿烂的出品的中心。这里是泰戈尔的故乡，重要的影片都受到孟加拉近代文学杰作的影响。
事实上，印度当代最伟大的制片家中的两位都是孟加拉人：拍摄“两亩地”的洛埃首先发起“新剧院”运动；萨恰吉特雷，他拍摄“大路之歌”和“不可征服的人”，曾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１９５０—５８年，伊朗摄制了九十部影片，也就是比已往五十年中的全部摄制的影片多五、六部。
尽管土耳其的电影艺术的优点还未见分晓，但是，在这几年中伊斯坦布尔几家制片厂所摄制的五十多部影片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数量有时就是质量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