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华尔街日报》刊载南通社记者通讯

【本刊讯】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五月十日刊登南斯拉夫通讯社记者斯拉夫科·斯塔尼奇发自金边的一篇通讯，题目是《柬埔寨出现“新型社会主义”》，全文如下：（原编者按：最近，几位南斯拉夫新闻记者同为数不多的外国记者一起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埔寨反共政府垮台之后第一次进入柬埔寨。下面是这批记者中间的南通社特派记者斯拉夫科·斯塔尼奇写的报道之一。）
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政府总理波尔布特在我们访问这里时曾对我们说，我们正在建设一种没有先例的新型社会主义。他说，我们不模仿别人，我们将从我们在解放斗争中取得的经验中得到教益。
波尔布特说，柬埔寨解放前的那些传统的大中小学已经取消，因为我们要消除“过去的”一切残余。这里没有货币，也没有贸易。国家关心的是使人民得到生活必需品。城市不得不疏散人口，因为三百万左右的战争难民使城市拥挤不堪，我们无法保证足够的食物供应。再则，当时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打算在剩下来的人口稠密的城市里组织游击运动和发动反革命行动。
波尔布特在第一次会见外国记者时说，我们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基本生活条件有保证的农村。他说，农村将成为我们革命的中心。至于城市应该怎么办，要由人民来决定。
柬埔寨革命领导人波尔布特从一九六二年起隐身在解放区。他说过去十三年没有一个农村没有留下过他的足迹。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农村的胜利。红色高棉解放军的成员百分之九十五来自贫穷的或中层农民。今天，他们站在去年才向世界公开的柬埔寨共产党的前列。国家仍徘徊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我们听到说，这场革命受到“来自边界另一侧的侵略”的威胁。尽管同越南发生了边界冲突，国家仍在继续进行建设。人烟希少的城市战争和革命是用来说明这个国家的“战时状态”，说明城市人烟希少以及人民为掌握自然而作巨大努力的原因。修堤坝、挖水渠的工程从未停止过。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增加稻米生产上。波尔布特对我们说，独立
要靠稻米来保卫，而种稻需要水。招待我们的主人告诉我们，在消除饥饿、疾病和文盲方面已经初见成效。下一步是为工人和农民修建合适的住房。
我们没有弄清楚，全国各地有那么多空房子，为什么还要盖兵营式的简易住房。城市在解放的第二天便把居民迁移出去也是他们不愿谈及的一个问题。
柬埔寨所有的城市都是在同一天解放的，即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居民的迁移工作是在第二天开始的。虽然除了柬埔寨难民所讲的某些情况之外没有什么可靠消息，但是，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迁移工作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市民们一下子被召集到大街上，排起长队就被带到往往离城有一百公里的乡下去。他们的私人财产全部丢在城市里。一到农业合作社，他们便开始了公社式的新生活。
以前住在金边、茶胶、暹粒、磅同、磅湛、马德望等等城市里的人们，现在在修建大型水坝或在稻田里干活。要适应新的生活条件，三年是一段很短的时间，要为解放前住在柬埔寨城市里的三百万人找到足够的栖身之处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城市居民现在有许多编入了流动的劳动队伍，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修堤坝、挖人工湖，其中有些人工湖的蓄水量达两亿立方以上。其他人是合作社社员，在那里每天领到一公斤左右的大米。他们在有的可容纳一千个家庭用餐的大食堂里吃饭。他们每年得到一套衣服。他们享有同其他合作社社员平等的权利，还鼓励他们向在新政权下负责这些基本社会单位的委员会提出建议和意见。
这些人声称他们生活在城市里的时候讲的外国语现在已经忘了。由于革命还在进行，即使是在每天九小时劳动之后也没有多少休息和娱乐的时间。政治学习会和商量工作的会议每十天开一次。人民不再挨饿了，但是没有很多娱乐活动。我们只观看了一次由国家演唱团演出的民间歌舞。不再挨饿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从十七个水库引出来的数公里长的水渠和一片片在旱季仍是绿油油的一年可收获三次的稻田。显然，饥饿问题已经不存在了。粮食常常是满满的，周围还堆着一袋袋稻谷。由于交通线已大部分毁于战争，向金边或其他地方的国家粮库交送稻米的运输很慢。由于没有公共水陆交通系统，所以要临时组织车队送粮。由于商店、饭馆、邮局都没有了，甚至国家管理机构也没有了——只有在合作社建立的那种管理机构是例外——国家便成了大米和其他食品以及消费品的主要收购者和分配者。给一个农业合作社分配消费品的数量取决于国家仓库里的东西的多少。
货币已不再用作支付手段或者用来付工资。贸易已被一种自然的以物换物制度所代替。合作社之间用大米换盐或者用大米向国家换衣着。柬埔寨战前的大电视网现在已经停播了。这里没有任何日报，只有一份每十天出版一次的期刊；金边电台成了主要的新闻宣传工具，它每天早上五点钟开始播音，先是播送早操音乐，然后是每日新闻和通告。男女老幼人人都从早晨五点钟开始一天的生活，人人都参加国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