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文章：《在苏联，广泛的行贿帮助人们得到汽车、住房和获取成功》（上）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五月七日刊登克雷格·惠特尼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苏联，广泛的行贿帮助人们得到汽车、住房和获取成功》，摘要如下：
苏联是一个到处都由政府控制的社会，在那里，国家管理一切事情，警察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
苏联也是一个充满贪污腐化的社会，在那里，官员们每年从国家企业侵吞成亿美元的公款，在那里，如果贿赂得当的话，警察愿意视而不见。
列宁把贿赂叫作“革命的最坏敌人”。
今天，贪污仍然是整个苏联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无可避免的事情。
给一两个卢布，可以使莫斯科一个穿制服的交通警察不再追究一个司机闯红灯。
出八十卢布（一百美元多一点），就可以从邻近的百货商店的售货员那里走后门买一双进口皮鞋。
除正常价格一万一千美元以外再多给两千卢布（合两千九百美元），就可以立刻得到一辆新的日古利牌小汽车（苏联造的菲亚特汽车），而不必再照例等上一年或更多的时间。
出五千到一万卢布，就可以买通一位有影响的说客去设法说服市政当局的一位成员发给某人一张在莫斯科居住的许可证。对于居住在遥远省城的成千上万的人来说，这种特权是值得花这许多钱的。号召没有得到响应
最近许多苏联公民对记者的谈话以及官方报纸上每天出现的揭露贪污现象的报道使人毫不怀疑。
贪污罪行的程度今天是严加保密的。只有一次，即一九六二年赫鲁晓夫一次讲话中透露了问题的大小。他说，仅仅从那年上半年向法院提出起诉的案件就统计出，从国家企业骗取了五千六百万卢布（相当于目前的八千一百万美元）。
在苏联，贪污、贿赂的因素包括人类的种种弱点。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这是一个由于无能的官僚机构造成商品匮乏的社会。贿赂和贪污有时是得到某种东西的唯一途径。但这种作法损害了公众对苏联制度的尊重和信任。
“这是一个处于深刻危机之中的社会”一位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科佩列夫说，“这是一个处于深刻危机之中的社会。”他在斯大林的犯人营中呆了九年之后，对苏联制度的信仰破灭了。“这是我们所有的意识形态和道义准则总崩溃的一部分。”
一个忠于这个制度的苏联记者说：“如今领导不能对贪污问题说得很多，因为上层人物都在捞取自己所能捞到的一切东西。承认广泛存在着贪污现象，就等于承认这个国家不再是革命的了。”
贪污和贿赂在沙皇时代几乎是普遍的，彼得大帝容忍了它。果戈理讽刺了它，到十九世纪末它已根深蒂固了。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曾决心扫除它。
但是经过一段短暂的革命纯洁时期之后，共产党人自己也屈从于奉承绝对权力。在各级搞贿赂，为当权人士捞油水，这在斯大林时代已成为根深蒂固的现象了。由于贪污，国民经济每年损失成亿的美元。正是每天发生的各种形式的贿赂造成了真正的损失，损害了正派和礼貌的标准，正派和礼貌是“苏联新人”的共产主义美德。逃避规章可以得到好处在苏联生活中有这样一堆杂乱无章的官僚主义的规章和限制，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经常可以决定给人以什么样的惩罚或者不发给公民某些必须的许可证或证件，而这些公民又是无别路可投的。规章所不容许的事情，私下花些钱就突然成为可能的了。苏联警察和美国许多城市中的警察一样，有时不能抵制可以增加收入的贿赂的引诱。
医生和医务工作者的平均工资是每月一百零四个卢布（一百五十一个美元），他们不反对额外的金钱。医生愈好，病人愈愿意送些“礼物”，以保证得到良好的治疗。贿赂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贿赂在苏联通常并不采取固有的形式。例如，每个售货员都是政府的雇员。向某个售货员行贿，以免在买希有物品时站队、或为了打听一下什么时候出售运来的一批桔子及进口的西方鞋，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作法了。
一位苏联记者最近说，“我知道一位医生，她从事一项报酬高的工作，在一个医药研究室当高级研究员；但是她想回到她原来的工作岗位，当个普通医生。那样她的生活会好些，虽然工资少些，每月挣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好处更多些，因为她的病人是售货员，就能以正常价格卖给她皮鞋和棉布罩衣。她说，现在她和其他人一样，为得到这些东西，必须付给售货员多一倍的价钱。”一瓶伏特加酒的作用一位社会科学家说：“在这里，金钱没有实际价值。甚至一瓶伏特加美酒也是比卢布还要好的可兑换货币。”
一个初到苏联的人首先感到惊讶的是，他了解到一瓶伏特加酒起着多么大的作用。
水管工可以扔下他的工作去修理一个漏水的龙头，工作繁重的修理工能找到时间再作一项工作。甚至海关官员有时能为一瓶首都牌伏特加酒变得宽宏大量，这种酒在这里只能用外汇购买，用普通卢布是买不到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