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报连载：《尼克松回忆录摘要》（十七）

他说：“他们正从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这一点上去考虑一切问题，他们晓得不能同时与西方作战。因此，我相信他们可能正选择一种与西方和睦的政策。”
戴高乐认为苏联对德国陆军具有传统上的恐惧，这使他们更倾向于缓和。
“就西方而论，”他接着说，“我们有甚么可供选择的呢？你除非准备开战或拆毁柏林围墙，否则就没有其他可采取的政策。为缓和关系而努力是理智的！你如果没有作战的准备，就要和平好了。”
我问：“假若苏联有所行动，你认为他们会相信美国将使用战略武器来对付吗？欧洲人民是否有信心，以为苏联发动进攻，或有进攻的威胁时，指望美国将出动常规的地面部队来应付？”
““我只能代表法国人来答复你，”戴高乐答道，“我们相信俄国人晓得美国绝不会让他们征服欧洲。不过我们也相信俄国一旦进军，你们不会立刻使用核武器，因为那就是表示想将对方赶尽杀绝。假若苏美双方都使用战术性的核武器，欧洲将被夷为平地。西欧和联合王国将毁于苏联的战术武器；东德、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将毁于美国的战术武器。这时候，美苏本身不会受到伤害。”
第二天，戴高乐同我在凡尔赛宫会谈。宫内巨窗罗列，我们傍窗外望广达数英亩的齐整花园，戴高乐开口了：“路易十四就在这间屋子里统治全欧。”
我们谈到二次大战给欧洲各大国带来的悲惨结果。他把整部历史缩成一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所有的国家全输了。两个国家战败。”
我把话题转到中国。在谈话中，我可以看出来，他的看法跟我的相同。“我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并不抱存幻想，”他说，“但我觉得我们不应让他们孤文大发脾气。西方应该设法了解中国，设法与之接触，并设法渗入。”
“瞻望未来，”我说，“在我与苏联进行会谈之际，我也想对中国作未雨绸缪的打算。再过十年，等中国在核子方面有了重大进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选择余地了。我们该同他们有更多的来往，要比现有的来往多，这一点是极重要的。”
“等到中国壮大之后而致你不得不去承认，远不如现在先承认她。”他说。
午后很晚时刻，我们从凡尔赛回到巴黎。这天晚上，我以主人身份设宴还请戴高乐。他确定表示他愿接受我的邀请，前往美国访问。我们同意由他作一次工作性的访问，就象我此次访问一样，将是最有益的。我们预定最好行期在一九七○年一月或二月。
那天晚上，戴高乐举杯对我说：
“认识越深，我越欣赏阁下的政治家风度和阁下的为人。阁下此行让我有这种认识的机会，我认为此行是历史性的。”
这几句话表示了法美两国总统间的新和谐关系，光是这一点，我已不虚此次欧洲之行。
在我访法最后一天的一次会谈上，我们探讨了越南问题。美国从前没有理会戴高乐的屡次警告，也没有向他请教，就深深地卷入越局，因此，我以问话为开场白：“总统先生，你对越南有什么良策？”
他停了好久才说话。“总统先生，你期望我做的，是什么呢？”他问，“你是不是要我告诉你，假若我处于你的地位，该怎么做呢？可是我并非处于你的地位呀！”
他说，他相信终止越战的唯一办法，就是同时进行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的谈判，并订定美军撤离的日期。他又说：“我认为你们不应撤离得过分匆忙。”
他倾身向前，把一双巨掌平放到桌上，说：“我承认法国与此事也有关系，因为法国没有早一点让越南获得自由，以致共产党可以民族独立斗士自居，先跟我们对峙，再跟你们对峙。不过，你们美国人是可以跟他们和解的，原因是你们国力强大而富足，可以这样做而不损尊严。”
他觉得要有进展，最好的办法莫若与北越直接谈判，我当即暗示自己也极有兴趣去尝试一下。戴高乐不再说什么，会谈也就告结束，但我坚决相信这种话将流传到北越驻法大使馆那里。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戴高乐辞去法国总统职务。他曾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一次全民投票的结果上，这次投票，是涉及立法机构与地方改革的问题。（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