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报连载：《尼克松回忆录摘要》（十五）

五月二十八日是星期日，浸信会在莫斯科只有一个教堂，我们到那里去作礼拜。
我用那天的其余时间，草拟我对苏联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
我在演讲结尾描写了我在列宁格勒墓地的经历，我说：
我们正致力于使世界更加和平的工作，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尽力保证，让你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和全世界的孩子们，都能在友谊与和平中共同好好地过活。
勃列日涅夫对我说，我那篇讲演的结尾，使他听了不禁热泪盈眶。
这次高峰会议最出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是在我和勃列日涅夫倒数第二次见面时发生的。那次会面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讨论越南问题。
起初我们有一点小小的争论，跟着他说：“为了和平，你觉得我们派个大员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去好不好？”
我回答道，那对于结束越战，将有莫大贡献。
我们在高峰会议上获致的协议，在几个不同的领域里，建立了相互关系和合作的榜样。这就是“缓和”的第一个阶段，在某些地方把苏联拉进来，使他们对保持国际局势稳定，与维持国际现状，表示更大的关注。
因为处处都有窃听设备，所以我在苏联期间，记日记并没有口授笔录。我的一个部下向我报告，他随随便便对他的秘书说他想吃个苹果，谁知刚过十分钟，就有一个女仆捧了一盘苹果进来，放在桌上。
到了一九七三年初春，从表面上看，苏联正全力追求缓和。勃列日涅夫不动声色地改组了政治局，显然要把反对缓和的死硬分子全部清除出去。高峰会议成功的前景看来很好。
可是国内开始发生问题。政治舞台上抱有不同政见的人，互相联手，形成了一个古怪的结合。一边是自由主义者与美国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认为现在时机到了，应该向苏联限制性极强的移民政策，特别是向有关苏籍犹太人的移民政策挑战。
另一边是保守主义者，这些人传统上反对缓和，因为缓和跟他们在思想上反对与共产国家打交道的立场不合。一九七三年四月，我要求国会批准在贸易上给苏联最惠国待遇。这个要求使左右两派有了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自由主义者要苏联放宽移民政策，作为取得最惠国待遇的交换条件；保守主义者认定缓和在原则上就是一件坏事，要对议案进行阻挠。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众议院通过了一个贸易法案，事实上等于不准苏联享有最惠国待遇。
六月十六日下午，勃列日涅夫的飞机在安德鲁空军基地降落。他到戴维营后不久，我从比斯凯恩湾打电话给他。听他说话的声音，他从来没有这样友善过，好象毫无拘束。若就气氛而论，第二阶段的高峰会议，开始得再好也没有了。
星期一早晨，勃列日涅夫的汽车开上弯曲的车道，在白宫南走廊前面停了下来。
双方作过简短致词以后，我们走上被雨浸湿的草地去检阅仪仗队。我们走到前排士兵末尾，正预备回头检阅后排士兵时，勃列日涅夫兴奋快乐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了。他热烈地向鼓掌和挥舞美苏国旗的群众招手，然后大阔步走到他们面前，就象在州郡农产品展览会上在群众身上做工夫的美国政客一样。
等到他向我说明他对美苏关系的看法时，他的态度变得十分严肃。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没有提到中国，却要藉这个高峰会议显示，美苏关系比美中关系更重要。
星期二晚上，我代表美国送了一部深兰色林肯大陆牌轿车给勃列日涅夫，这部汽车是制造这种汽车的厂商捐赠的。勃列日涅夫最喜欢收集豪华汽车，坚持要当场试车。他坐在驾驶盘后面。给我做了个手势，要我坐在他身边。当他把汽车开上戴维营周围一条窄路时，我的警卫队长吓得脸都发白了。（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