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报连载：《尼克松回忆录摘要》（十三）

“美国可以退出日本的水域，可是别人还要在那里钓鱼。如果让日本赤裸裸的没有防卫力量，他们不是转过身去请求别人帮忙，就须建立防卫力量。如果我们和日本没有防卫条约，我们对他们就没有影响力。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我说，“我们的抗议，不管多么响亮，就跟放空炮一样。那就没有什么力量，因为你在几千英里以外，远得听都听不见了。”……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陪我们去看京戏。我知道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坚决反对我访问中国。
毛周二人和我所遇到的别的男人所具有的那种幽默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妇女，要比男人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也比男人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嚣张放肆得让人讨厌。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自负或傲慢。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周恩来不断提到他们要发现和改正他们的缺点。我不禁想到赫鲁晓夫装腔作势故意夸大的言辞，中国的态度要好得多。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我们和周恩来一起坐着他的飞机到杭州去。到了那个时候，他和我彼此交谈已经十分随便。
日记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泽东久别三十二年之后重返老家时所填的一首词。那时他又回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教师。我把它联系到一般的不幸，指出在选举中失败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反过来说，在选举中失败，则可以培养力量，砥砺品格，准备将来战斗。我对周恩来说，我在失败中得到的益处比从胜利中得到的还多，可是我现在需要的是在人生中再打一次胜仗，不要失败。
我还举了戴高乐的例子，他在野若干年，是他的性格得到培养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之后，认为终其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我们开始讨论中东局势，周恩来开玩笑说：“就是基辛格博士也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怕人对他发生怀疑。”
我说：“关于中东问题我所关心的，要比以色列大得多，基辛格也有这种关心，因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首先是个美国人。我们相信苏联要向这个地区伸手。我们一定要加以遏阻。举个例子，这就是我们所以要在约旦危机中采取坚定的立场，警告苏联如果他在那个地区再前进一步，我们认为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利益。”
访问结束时，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后来以上海公报知名于世。
按照基辛格拟定的办法，这个公报给外交文件开了一个先例，把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歧见坦白说明，而不是加以掩饰。因此这份公报，就外交文件而论，写得十分生动。
也许上海公报中最重要的一段，是双方规定，任何一方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区域建立霸权，双方亦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此项霸权”。
因为双方同意了这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两国都等于给自己加了限制。不过更加重要的是，尤其是从中国方面着眼，这个规定微妙地但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两国均反对苏联或任何大国试图控制亚洲的作法。
这次访问使我念念不忘的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我和毛泽东会谈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我和周恩来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华和干劲。
等到我一九七六年二月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已作古，使我无法和他谋面，深以为憾。我觉得我们的认识虽然短暂，而且无可避免地有点拘束，甚至非常小心，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互相尊敬和钦佩对方的关系。（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