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回忆录》的片段：本世纪外交史上惊人之举（下）

一个月后，我于十一月二十日对基辛格口授一个备忘录：“我希望你非常秘密地从事而不要告知任何可能泄漏消息的人，准备一项有关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研究报告。我似乎感到，时间已经迫近了，我们再不要各方投票阻挡了。
“毋需匆忙进行这项研究，不过，我希望在两三个月内看到你取到些什么成绩。”
实际上，事情发展得较我预期的还要迅速得多。
一九七○年十二月九日，周恩来通过叶海亚
·汗总统传送口信说，美国总统为谈论台湾问题而派遣的代表，将会在北京获得欢迎。周氏强调，这个信息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获得毛主席的同意。
十二月十八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与他的老朋友毛泽东会晤。斯诺询问：一个好象尼克松那样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右派，是否会获准前来？毛氏答道，尼克松总统将会受欢迎，因为，作为总统，尼克松正是那个须要与之一起解决中美两国之间问题的人。毛氏说：他将乐意与这位总统交谈，不管他是作为游客或作为总统前来。
一九七一年初，罗马尼亚的渠道变得活跃起来。
博丹大使拜访基辛格，并透露，在十月份我们交谈后，齐奥塞斯库派遣了他的副总理前往北京，而周恩来曾托他带一个信息给我。周氏说，鉴于我于一九六九年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于一九七○年访问过贝尔格莱德，我将会在北京受欢迎。
四月六日，出现了一个完全令人感到意外的突破：我们从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获得消息说，正在日本参加比赛的一个美国乒乓球队，已获得邀请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进行数场表演赛事。
对于这项消息，我感到又惊又喜。我从未预料对中国所采取的主动，会以一个乒乓球队的形式取得成果。
步伐开始加快。四月二十七日，希拉利大使带着一封通过叶海亚总统传送的信息，来到白宫。在例行谈及台湾是恢复任何关系前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后，这个信息补充说，中国方面对于通过直接商谈以达成这方面的解决，正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欢迎美国总统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或甚至是美国总统自己，以进行直接的会晤和讨论。”
在以后的数天内，基辛格和我商量，试图确定派谁前往北京进行这些初步谈判。
我们同意，最佳人选将会是布鲁斯，不过，因为设想到他是我们在巴黎的谈判代表，而中国方面对于我们派遣一个这样与越南密切打交道的人可能感到不满，我们排除了他。我们还考虑到洛奇，但是，他与越南有更密切的交道。
我问：“那么，比尔（按：指国务卿罗杰斯）又如何呢？”基辛格把眼睛向上翻动，稍为盘算了一下。我知道，由于个人的理由，他会反对罗杰斯，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有良好的政策理由。对于这些初步的会谈来说，国务卿的级别过高。此外，也没法让他秘密前往中国。
最后，我说：“亨利，我想你来完成这项任务。”
他表示反对，因为象罗杰斯一样，他过分惹人注目。
我说：“我深信一个能够在巴黎来来去去、不为人发觉的人，也可以进出北京，不致被人发现。”
五月十日，基辛格召见希拉利大使，并给他一个信息，托叶海亚总统转给周恩来。这个信息说，由于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准备接纳周氏的邀请，前往北京访问。我建议在我的访问前先由基辛格进行一次秘密的访问，以安排行程和开始进行预备性的交换意见。（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事情已决定了。六月二日，在设宴招待尼加拉瓜总统后，我前往林肯坐谈室，处理一些文件和看书。不到五分钟，基辛格走进来。他一定是跑来的，因为他正在喘气。
他递给我两张用打字机打上文字的纸，当我拿起来阅读时，他显得喜气洋洋。我获得了这样一个信息：
“周恩来总理已认真地研究了尼克松总统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十七日和五月二十二日的信息，并已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说：尼克松总统已准备接纳他所提出的访问北京的建议，以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直接的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并期待与总统阁下直接会谈的机会，从而每方面都可以直率地提出有关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作为美国代表前来中国，以便提前与中国高级官员进行秘密的预备性会晤，为尼克松总统到北京访问作好准备和必要的安排。”
我看完后，基辛格说：“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传给美国总统的最重要的消息。”
后来，我们就有关对中国所采取的主动，约谈论了一小时，直至接近午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