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报刊登吉廷斯的报道：《中国工人的奖金》

【本刊讯】英国《卫报》四月二十八日刊登约翰·吉廷斯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工人的奖金》，摘要如下：
现在，物质鼓励和计件工资是《人民日报》常见的头版新闻。
中国新领导把旨在使这个国家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新经济计划描绘为“宏伟壮丽”的计划。但是，计划中规定的那些雄心勃勃的目标也要求中国劳动者大大提高生产率。中国领导人并不期望无偿地做到这一点。
当去年为北京粮库的搬运工人重新实施奖金制的时候，他们还不得不为了免遭激进派的批评而把它叫做“生活补助”。但是，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已经公开批准实行物质奖励，因而现在也可以称为奖金了。
北京粮库的搬运工人说：“在四人帮控制时期，我们不论干多少天活，也不论创造多少利润，都拿同样的报酬……先进工人不表扬，偷懒的不批评。”
但是，在新制度下，他们说（据《人民日报》报道）：“对工作更努力的就发给奖金。多拿这点钱也不会使我们变成资本家。”
官方的方针是把“精神鼓励”看作刺激生产的“主要形式”，物质奖励是“次要”的。事实上，报上用大字标题宣传的都是物质奖励，尽管由于涉及到人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对这个问题还有些敏感。因此，人们承认，广州黄埔港实行的备受称道的计件工资制还“需要改进”。在北京粮库，他们还在继续实行基本计时、辅以奖金的制度。《人民日报》承认，就是在一些领导干部中，也还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理论上的混乱”。这些干部担心，要是公开奖励他们的工人，会被指责为“奖金挂帅”。
在许多情况下，许多新的奖金不是付给个别工人，而是付给他所在的“小组”，然后再以“民主方式决定”这多余的钱怎样分。此外还确定了每月奖金的最高限额，免得工人消耗体力过大。
事实是，中国的工业看来常常达不到设计能力，工人也有些懒懒散散，每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工业家和工会工作者都能证实这一点。这种情况在文化革命期间似乎越发严重了。在那些政治上更富好斗性的工厂，出现了一批工人贵族，他们拒绝接受定额，却要求在管理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
一九七四年，好斗的上海码头工人贴出一张谴责新的计件制的著名大字报，宣称“要做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人民日报》现在说：“这种论调流毒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对实利主义作的这些新的让步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激进派的这种影响，还有待以后再看。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提高生产率后是否真能在短期内提高工资和增加消费品，是否能为使中国在二○○○年变得比较昌盛奠定长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