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载文谈西欧的所谓“工业民主制”《把民主制度带进工厂》（下）

该厂于一九七四年春开工以来，已显示了惊人的成绩。汽车制造成本较一般汽车厂多百分之十，工人受多方面技术训练的费用也是额外支出。但工人流动率每年只略高于百分之十，而在普通情况下，新工厂的工人流动率是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旷工的人不到百分之十，在普通情况下是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这几项优点大可抵销上述额外费用而有余了。
重新调整工作并不是什么万灵秘方。有些方案已告失败，或实施后未蒙其利。并非每名工人都愿编入小组工作，或都愿接受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卡尔玛的富豪汽车厂还有若干孤立的工作，愿意整天做一种工作的工人可由厂方安排。富豪汽车厂的总经理说：“我们认为让工人自行选择他认为适合的工作方式是很重要的，即使他们不同意我们的做法也该如此。”
规模庞大的瑞典格朗吉斯炼钢与造船公司，过去一年来，业务鼎盛，公司董事皆大欢喜。一九七五年董事会准备表决将股息提高百分之十。董事林格兰不赞成。他详细分析这一问题，认为公司在目前的纳税情况下，不宜提高股息，例行的会议就此进行热烈的辩论，重新缜密检讨公司当局的决策。直到这一问题彻底澄清后，董事会才通过了增发股息的议案。会毕，大多数董事都各回自己的办公室。但对公司财政现状提出精明而广博见解的林格兰，却回到格朗吉斯的一个钢厂。
林格兰既是工人又是董事，在欧洲各国的大公司里，具备他那种双重身分的人，不下数百，这是风行欧洲的工业民主运动的一项表现。在这新潮流中，一方面工人为自己调整工作，另一方面工人更多参预资方的决策。
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董事会必须有工人参加。以西德来说，工人兼任公司董事的，二十五年前就已有了。事实上，观察家认为西德工潮较少，主要是由于这“共同决策制度”所促成的劳资密切关系，西德工潮仅为法国工潮的三分之一，英国的十四分之一，意大利的十九分之一。这种决策上的合作，对公司的营业盈亏甚或成败存亡，常有重大影响。一九六七年，西德鲁尔区中部盖森克亨工业城盖森克亨钢厂资方表示，因为经济原因，该厂必须关闭。但董事会的五个工人董事不同意，认为应探索有无其他办法。他们首先提出减低成本的详细方案。然后又建议将该厂和同一工业集团的其他五个厂合并，组成新公司。资方疑虑难决，遂把这方案送交一家独立顾问公司研究。顾问公司认为该建议可行。结果工厂转危为安，业务蒸蒸日上。一位工厂生产部经理说：“没有共同决策制度，我们不可能挽救工厂。”
共同市场现也在促进工人参预运动，建议制定规章，准许在几个共同市场国家营业的公司，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款，组成一个新公司，指定各公司必须设立监督经营部门的监事会，会里三分之一的席位应由工人充任，工人对指派其他若干席位有发言权。另有一项建议，也主张设立同样的双层结构，但对工人代表权则限制较严。这个建议旨在促成九个共同市场国家的公司法协调一致。
大多数公司的工人董事，都是公司全体雇员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的。有些公司的工人董事候选人，是由工会提名。工人董事的权利和义务，通常与经理或股东代表一样。
西德煤矿和钢铁工业的共同决策制度，是一九五一年立法推行的。法律规定所有的大公司应设立监事会，工人和股东的席位，数目相等。但后来又制定一项法规，将这制度扩大，同时把各个工业雇员总数超过五百人的实业公司工人代表席位比率降低。今年三月又通过新法规，加强德国大公司的工人代表权。其他国家推行公司董事会工人代表权，要比德国大约迟二十年。如今工人代表权已成为中心论题。丹麦的雇主联会曾举行调查，发觉国内公司的大多数工人都主张应有董事会的代表权。去年上半年，法国的民意测验披露，社会人士有四分之三都认为工人更进一步参预公司的决策，至关重要。许多工会向来敌视参预运动。例如，瑞典工会联合会一九六一年曾极力反对工人担任董事会董事，怕此举会妨碍自由，使工人在集体商讨条件时，不能向资方提出强硬要求。十年后，联合会采取了相反的立场。英国工会领袖当初也坚决反对工人参与资方管理部门的事，但如今英国有巨大势力的工联总会却要求工人在董事会中占至少半数的席位。
提高工作趣味和调整工作是首要的事，因为这两个要求，都会对他们的工作环境即刻发生影响。但如今工人却热心于要求在掌权的最高阶层方面取得较大的发言权。诚如英国工联总会的首席经济专家李大卫所云：“普通工人可能只以百分之五的时间关心董事会所做的事。到那时，他就觉得董事会所作所为非常重要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