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载文谈西欧的所谓“工业民主制”《把民主制度带进工厂》（上）

【本刊讯】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一九七六年七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把民主制度带进工厂》，摘要如下：
古斯塔夫生是瑞典著名上等玻璃制造厂奥瑞弗公司的玻璃磨工，整日做的是单调乏味的工作，现在他时时担任不同的工作。该几时变换，多由自己决定。
法国雷姆斯市的克里玛糖果厂已废除工头制，让工人受特别训练，有能力处理自己的工作，无需监督。这办法非常成功，该厂较旧式工厂减少约百分之二十的员工。
这是目前欧洲工业界一股健全的新潮流，叫做工业民主制。这种新构想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之处，不过是基于发现：如果让工人运用才智，则生产量更大，效能更佳。
主要原因是，现在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不再接受雇主支配一切的传统作风。这种态度在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工人暴动时尤有震撼力。当时工人占据若干工厂，举起的抗议标语只有“尊严”两字。一九七三年，在德国北巴登瓦敦堡地区，金属制造业工人举行罢工，他们要求的不是增加工资，而是“工作人性化”。
其他许多公司为了本身利益，也纷纷提倡工作民主化。确实的统计数字固然不全，可是，就已有的文件记载看来，却显示大有裨益。斯德哥尔摩附近瑞典格兰杰实业财团的压铸厂工人流动率大，生产力不振。一九七一年，厂方决定把管理人员的部分责任移交工人团体，并以团体绩效为基础，实施弹性变通工资制。结果在两年内，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工人流动率从百分之六十下降至百分之十八，浪费从百分之四点六下降至百分之三。
目前在欧洲，差不多各大国都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在促进，甚至或多或少资助这种运动。
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一九六○年代初期就开始组成劳资发展委员会，这是工作民主化的开路先锋。荷兰有社会经济委员会。一九七四年，英、法、德诸国纷纷成立全国性的机构，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也在计划设立一个基金会，来改善劳工的工作环境。
工业民主制是对生产原则发动直接的攻击，而这种原则，两百多年来根本上迄未稍变。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专家认为，把生产细分为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使每个工人各司其职，不相混淆，是达成工业绩效的重要关键。
首先批评这个原则的是伦敦“塔菲斯托克人类关系研究所”的一群科学家。一九五○年代开始，他们倡论，工作能加以调整，也应该调整，使之不但适合机器的需求，也顺应工人的意愿。人类需要参与具有挑战性的事务，观察工作的成果，感到自己是团体的一分子，有决定取舍的权力，致力于发展与成长。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八年，塔菲斯托克研究所在杜润矿场得到表现意见的机会。尽管该场拨出了大宗经费，添置自动化设备，但是工人的工作情绪低落，工人流动率大，生产力低。这些专家们看出，弊端在于工作性质零散，工人各司其职，不相联系。他们建议变更工作编制，分为自理小组，组员可随意自行安排掘矿、清除煤块、装上输送机、共同分担责任和分配工资等事项。结果情况大为改善。实验期为两年，工人分两组，每组四十人，一组采用新法，另一组采用旧法，“民主组”显示其生产力比另一组高百分之二十，工作区维护情况较好，因事缺工者还不到另一组的十分之一。
塔菲斯托克研究所的意见在挪威也受到很大的鼓舞。挪威社会心理学家托斯鲁劝告当地的工会、雇主联盟和挪威政府在钢铁、轻工业、化学、造纸以及航运等不同类型公司内，联合发起工作民主化实验。一九六九年最先发表的实验结果令人惊讶：由于监督较少，工人对工作更为满意，生产力提高了五分之一以上。欧洲其他国家的经管人员立即飞往挪威，考察实验成果。
瑞典卡尔玛的富豪汽车公司新厂，是一坐最引人注意的“民主”工厂，这是世界第一坐无定速装配线的汽车装配厂。可是，厂内设有许多装配区，每组约有工人十五名，负责装配一辆汽车的某部分系统，如电力系统或驾驶机械，汽车底盘装在由电子控制的车辆上，地面铺着磁性轨道，车辆无声地从一个装配区滑向另一装配区。在每一装配区，工人视其需要，分工行事，速度并不固定，一个单位需用的时间可以多至二十分钟，总以符合全部生产所规定的时间为原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