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文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僚政治》

说东德的经济学家对东德的前途感到悲观；巴罗认为官僚主义垄断一切的国家经济制度同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社会相距甚远，官僚不会客观地估计人民的需要，他们的目标主要不是增加国家的财富，而是确保自己的地位稳固
【本刊讯】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一月十二日一期刊登麦考利的文章，题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僚政治》，摘要如下：
有些人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觉得，如果说有谁能使社会主义行得通，那就是东德人：他们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最高的，据传他们按人口平均的收入高于联合王国。
然而，并不是每件事情都似乎这样。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便损害了东德的形象：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青年人的骚乱，驱逐比尔曼、库纳特、基尔施和富克斯这样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人民中日益增长的反苏情绪以及监禁鲁道夫·巴罗。东德远远不是一个模范国家，它如今受到了来自内部的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
据罗伯特·哈韦曼讲，东德经济学家对东德的前途感到悲观。这个国家原料贫乏，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不断涨价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只要世界市场上原料价格的上涨快于制成品价格的上涨，那么东德就会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要求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节省投资的压力正在一天天无情地增长。
有一位观察家不相信东德目前的制度能够解决既提高国内生活水平，同时也扩大出口和冻结进口这一双重任务所引起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位观察家就是鲁道夫·巴罗。他具有在东柏林一家橡胶厂工作十年的经验，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注意的。
他的分析得出了一个简单得令人惊讶的结论：东德目前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已经崩溃，任何改革都不能够挽救它，党的影响无孔不入、官僚主义垄断一切的国家经济制度同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社会相距甚远，所以只存在着一种补救办法，那就是将这种制度连根除掉。按照巴罗的意见，以什么来代替这种制度呢？一个新的党，一种以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的自由结合为基础的新经济制度，以及一种将会孕育出新社会的新的文化。
什么东西使得巴罗如此激烈地指责东德目前的制度呢？巴罗一九三五年生，十六岁时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候补党员，十八岁时是正式党员，年青时胸中燃烧着社会主义的热情，并献身于在东德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他受到的第一次大震动是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后来便是东德的非斯大林化浪潮，乌布利希制止了这一浪潮。
那时巴罗是东柏林洪堡大学攻读哲学的学生，攻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是强有力的药剂。他逐渐地觉悟到，这些马列主义始祖所描绘的社会，同东德所建立的社会是迥然不同的。巴罗告诉我们，他属于那种认为必须把不同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讨论的共产党人。这使得他在一九六七年断送了作为党的意识形态专家的前途。
后来便是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光荣的革命”（巴罗用了这个英语词汇）的先声。后来它被扼杀于摇兰之中，他决心撕掉他的党证，但他三思之后，决定不那样做，而是开始重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研究东欧现实的左翼批评家的著作。他的意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研究：劳动、官僚机构、统一社会党以及国际背景。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分工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分工还要严格——社会主义计划制定者设想出了许多对市场经济来说闻所未闻的职业。东德的教育制度促使扩大了劳动分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已经制订了直到一九九○年仍然有效的许许多多的各项纪律条款。随着劳动者的积极性只限于完成计划指标，工人与厂方之间的距离便越来越大。
东德的工人怎样进行报复呢？他们的办法是对集体事业漠不关心，并不愿意参加进去，因此便降低了生产率增长速度。他们使用新机器时也不使现有的定额提得太高。社会主义竞赛是应尽的义务，但不允许它打乱定额或者破坏奖金的分配。
由于没有市场经济规律起作用，要制订计划并监督计划的实施就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巴罗认为官僚从来不会客观地估计人民的需要，因此每一项计划就是对实际情况的歪曲。现在几乎完全是从知识分子阶层中吸收的官僚是东德社会的祸根，是一些被神化了的平庸无能的人。他们的目标主要不是增加这个国家的财富，而是确保他们自己的地位比较稳固。
对于一个官僚来说，晋升意味着对实际生产越来越少负责任。这样一来他的特权便比较稳固了——他可以把失败归咎于别人。在市场经济里，没有事业心的经理们是要被解雇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没有解雇这些人的一套办法。巴罗说，官僚擅长的是从事简单再生产，多捞些奖章，多开会，多游行示威，但在扩大生产方面则一窍不通。东德的官僚是一个依靠裙带关系，而且想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的特权阶级，这一点在东德内务部和东德外交部最为明显。
东德的党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负责使国家发挥作用，但党必须监督他们。党政治局是官僚主义的最高峰——巴罗创造了官僚政治一词来形容它。唯一的补救办法是解散德国统一社会党，重新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党。巴罗希望能够在东欧看到民族色采比较强的共产主义，因为这种共产主义可以限制自己向可恶的苏联道路转化。那些认为自己是西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的国家应该重新建立起西欧式的机构。
巴罗作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引人注目地没有那种教条主义气味，但是一般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并不是这样。他的书和他的被关押只能使人们对同苏联保持联系提出更多的批评。
（巴罗去年八月在电视上阐述了他的主张改革的意见以后，以“间谍嫌疑”的理由被捕。他的《选择——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批评》一书在他被捕以后已在西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