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刊文章：《在中国大陆碰上的小事》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一月号刊登李熟李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在中国大陆碰上的小事》，摘要如下：
我少小出洋，到现在已经历了半个世纪。在海外东漂西荡，同故乡人久已失掉联系，家乡的情景也淡忘了。
由于十年来的冻结闭塞，使我深切感到孤陋寡闻。于是决心回去看个究竟。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和妻一同欣然就道。
晴天辟历，没想到此行竟接二连三地碰上几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唐山丰南大地震，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邦事件。
此行还遇到几件小事，使人大感意外，直致十月六日四人邦阴谋被揭发之后，才了解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和四人邦有关。
大人物谈论国家大事，小人物谈论日常琐事。今把所遇到的几件小事记录下来，把闷在心里的话讲出来，这些都是四人邦的流毒和遗害，何时得以肃清，我们海外侨胞都在拭目以待。‘‘为人民服务”成了空洞的口号在香港和澳门，我们随便进入哪一家商店或餐馆，就有店员上前来招呼。在广州，商店或餐馆里的工作人员对顾客却是爱理不理甚至于不理不睬。可是墙上都挂着“为人民服务”的大幅标语，有的竟是毛泽东的笔迹，还签上“毛泽东”三个字。
我最初以为大家为了关怀大地震后的灾情和深切悼念毛泽东逝世而流露出这样的情绪和态度。后来才知道这种现象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就逐渐形成的，后来更变本加厉了。
把毛泽东的指示歪曲为空洞口号，搞乱人民的思想意识，是四人邦主要罪行之一。现在的服务员能不能端正自己的服务态度，就表明他是不是已经和四人邦划清界限，摆脱了干扰和影响。通行证上“注销”误印为“注锁”在广州领到通行证，以极度欢欣的心情双手捧着仔细阅读，竟在附页上发现“注销”误印为“注锁”，热情立刻冷了下来。在字数不多的国家重要证件上竟有错字！这责任该谁负？收款员找回小钱就这么一丢偕妻到一家百货商店买胶鞋，选来选去鞋面都有斑点。女店员有点不高兴他说：“不用选啦！全是有斑点的内销货！”于是选定了一双斑点不太明显的，女店员开了发票叫我们到收款处付钱后凭票来取。收款处用玻璃隔着，开着一个元洞，妻取出一张五元钞票连同发票，把手臂伸进元洞里。收款员正低着头在算大钞，算好一迭放进抽屉，再取出一迭来算，算好放回抽屉又取出另一迭来算，根本不瞧一瞧妻伸到他面前的手。妻后面己陆续来了几个顾客，排着队也要付钱，收款员还在数着一迭一迭的钞票。我站在妻旁边，心里也跟着默数，都是十张十张已经迭好了的，于是想：“钞票既然已经一迭一迭数好了，为什么还要去数？如果怕有差错，等有空时再数也不迟，目下顾客在等着付款领货，为什么不先办理？”
我就用手背敲打玻璃，卡卡作响，惊动了大家，这样才敲醒了那位埋头数钞票的收款员。他歪过头来看着我，却看都不看妻伸在他面前的手。我隔着玻璃指着妻伸出的手，他才慢吞吞地从妻的手里取下发票和五元钞票，算好应找的小钞，在发票上盖了印，就顺手一丢，而不是交到妻伸出的手里。通常手交一件东西给人，表示对这事情负责。那收款员把找回的小钞和发票这么一丢，是很不负责的表现，但他却三番五次地数着同一迭钞票，这该怎样解释呢！
当妻收拾好散在台面上的小钞和发票，把手臂抽出洞口时，我便伸手进去抓起图章朝那收款员的脸上也这么一丢，周围的顾客竟冲口叫“好！”。那收款员呆呆地看着我，图章掉到地上也没去拾起来。年青的司机满口粗话想到华侨新村探望阔别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便到机动车站接洽汽车，要求来回。调配员说：“车子只走一趟，并不等候”。我说初到贵地，路途不熟，乘车去拜访老朋友，讲定来回，不会让车子久等的。他问要等多久，我说半个钟头行吗？回说不能够等这么久，只等一刻钟。我心想一刻钟也行，便付钱领得一张车票，上面写明“来回，等候十五分钟”。和妻坐上指定的一辆汽车，由一位年青司机驾驶。行约一刻钟，司机通知已进入华侨新村，我说要到团结路，他反问我团结路怎样去法？我说我不识路，他竟开口骂道：“丢那妈！我也不识路。”我听了心里好笑，出租汽车司机不识路，骂自己一声“丢那妈”，应该。
接着我提议问问路旁行人，不巧当时没有，司机只好继续往前驶。转个弯刚好有两个清道夫在扫路上的落叶，我就叫司机停下来问路，他竟叫我去问。我想这可能是中国的规矩，和海外不同，便下车问清道夫团结路怎样走法？我请他向司机要说明一遍，谢了他就上车。
车子开进团结路，可能由于多年失修，路面凹凸不平，路中央有几处烂泥坑，车行颠簸，司机咀里一直骂着“丢那妈！”“丢那妈！”不知道他是在骂路、骂车、还是骂他自己？
车子开到一潭大泥坑前就停下来，司机说怕车子弄坏弄脏，要我们下车步行去找那朋友。我想这位司机倒有爱护公共财物的公德心，并估计朋友的家也不远了，便和妻下车。刚跨步，司机就伸出左手，用右手指着腕上的手表说：“我等十五分钟，你们不来我就开走！”我当时愣了一下，随即回说：“过了十五分钟，我们不来，你开走，我们没有话说。不过还不到十五分钟你就开走，叫我们怎么办？”他挥挥手说：“快去、快去，我只等十五分钟”。我重复问他：“如果不到十五分钟你就开走该怎办？”他还是说：“我等十五分钟。”我真想不到一个新社会培养出来的青年司机对搭客竟是这样的态度，便把汽车的打火钥匙拔出来对他说：“我们十五分钟后回来才交回给你。”说了就走。他急得气势汹汹地拦住要讨回钥匙，我冷冷地说：“等我们回来再讲。”径自前行，他赶上几步，变了一付苦苦的脸孔，要求给回钥匙，我一直不理他。
从文化大革命到批林批孔，竟没有批掉“丢那妈”这个“国骂”，鲁迅时代讽之为“国骂”的“丢那妈”反而越叫越有劲，好象无论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只要骂几句“丢那妈”就可以解决似的。这和四人邦高喊“政治挂帅”，认为只要把政治搞上去了，其他什么也都解决了的梦呓有何不同？广播员的“下面报道”、“下面请听”这次回去观光，原定计划先直上北京，然后南下探望儿女。由于唐山丰南大地震波及北京，我就估计不能北上了，几次向公安局申请，都回说过一些时看看。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出后，举世震惊，全国人民左臂缠上黑纱，沉痛哀悼。我想上京之望愈加渺茫了，便改变行程先去探望儿女。在女儿处看到了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文章并附有毒草的原文，看完后并不感到所谓“三株大毒草”含有什么毒素，如果硬要说它有毒的话，它倒是“以毒攻毒”的毒药，女儿说：“爸爸的看法有道理”。那时“四人邦”还没有被揭发。
闲来没事，收听广播，反复听到广播员在说：“下面报道……”或“下面请听……”即勾起一个久闷在心里的问题：
文章是看的，常常用“书面语”，以求省时省力。广播是听的，应该使用“口头语”，切忌咬文嚼字。
女儿要我把这意见提给北京电台，我照办了。不久收到回信，对我的关怀表示感谢。后来我注意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广播员不再说：“下面报道……”“下面请听……”而说“接下来报道……”“现在请听……”。这真使我高兴，预料其他各地的广播也将改用这“口头语”的。
这次五十年来头一趟的回国观光，全被“四人邦”搞坏了，以致“深山探宝空手回”。希望肃清了“四人邦”的流毒遗害之后，能有机会再回去看看，相信那时一定是“再探宝山满载归”的。不会再碰上出口就是“丢那妈”的年青人，而是热诚待人“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充满活力的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