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安门事件前后》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一月八日以《天安门事件前后》为题，译载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费思棻的演说集《中国和世界》一书中的一节，摘要如下：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差不多十年，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中国人称为主要矛盾的事情，都跟这个上海来的集团“四人帮”有关连。
所谓“上海激进派”这个词，完全是西方的发明。以我的观点看来，这些人绝非激进，更不是左派，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过一种言行一致的理论立场，足以佐证他们是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继承毛主席的创造性的革命的马列主义思潮的代表。他们是无耻地利用上海的经济力量来夺取个人政治势力的人。一句话，他们是伪君子。
我对“四人帮”的看法是在他们垮台之前就形成的，我一直这样认为，在文化革命时期，即使从最好的角度来说，江青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她只是要破坏，自我追求，自我标榜，在演戏。一九七五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欢送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我亲眼看见她在电视录影机前搔首弄姿。她那个样子，一定使在场的中国其他领导人觉得可耻和失格。
七十年代初期，可能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总理的病初次确诊的时候，我以为周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之下，决定更有计划地阻止这些“上海人”攫取权力，其结果是邓小平复出。我的看法是，邓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把他摆在那些重要位置上的，借以阻遏那些“上海人”，如果可能的话就解决掉他们。
“四人帮”作了一个几乎令人不可置信的错误政治估计，他们向周恩来总理发动进攻。他们视他为敌人，是他们实现野心的障碍；不因为他是“温和派”或“现实派”，而因为他是一位真诚的革命者，一位专心致志的爱国者，一位无可匹敌的政治巧匠。
一九七六年三月，当“四人帮”使用他们在上海的报纸《文汇报》发表两篇表面看来似乎无害的文章影射攻击周总理时，我亲身体会到它的含意。当时我正自上海坐火车去北京，这列火车在南京被一群学生截停，他们呼吁揭露策划炮制这些文章的人，他们指责那些家伙企图篡夺大权，他们在保卫已故的总理。
次日，在北京，大规模的自发的纪念周总理的示威的人群涌进天安门广场，围绕着烈士纪念碑，连续四天，达到高潮。
“四人帮”发动对周总理的进攻，看来动机不仅在于毁谤周总理本人，而且企图通过毁谤他来扫清道路，开始全面的舆论攻势，以清除那些妨碍他们夺权的老一辈革命领袖。
为什么华国锋那时没有采取行动？看来好象是，他不愿意在毛主席逝世之前就有一个危机。六月上旬，医生们已经不让毛主席接见外宾，中国领导层所有的人一定都知道毛主席病危。
可怕的唐山地震惨剧中，华国锋表现了他是一位有决断的、权威的并且关心人民群众的人，表现了他有能力带领中国经历巨大的民族灾难。
唐山地震六个星期之后，毛主席逝世。又经过了四个星期，来自上海的这小撮人在一次卓有成效的施手术般的打击下被拘捕了，他们的政治追随者群蛇无首，这些人终于都暴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