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前总理克立私人秘书甲森·西里三攀文章《中国的形象》

【本刊讯】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的私人秘书甲森·西里三攀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继续在《沙炎叻报》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形象（第二次访问）》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广州停留时，我们有机会从电视上看中国戏剧。一九七五年我们首次随克立教授去中国访问时，这些戏剧都没有了。因为当时手中握有权力的“四人邦”头目江青不喜欢它。那时，中国的一切文艺演出都是鼓动性的，连歌曲也是这样。
这次去中国访问时，“四人帮”下台了。据我所知，中国戏剧正在重新恢复上演。在广州时，招待所院子里一妇女的女儿很激动，从中午起就不断地说，今晚的电视一定要看，因为是转播北京电视台的中国戏剧。这说明中国戏剧仍然是中国人喜爱的文艺。
那天在广州看的电视是京剧《逼上梁上》。
许多朋友都想了解中国人现在的地位和生活情况。有人在我这次去中国以前就嘱咐说，这次去中国，一定要看看中国人的生活情况。我这两次访问中国的时间很短，要我去深入了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看来是困难的。
尽管如此，我本人仍注意了解现在生活在共产制度下的中国人的生活情况。我所看到的中国人民生活方面的“形象”即使缺乏深刻性，但也能使我们了解一些实际“形象”。
首先，我感到，同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去中国访问时相比，人们的面貌大不相同了。我所见的和同我交谈过的中国人以及全中国人民，都精神、高兴和活泼多了。我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民现在比一九七五年自由多了。
我曾经同翻译许先生谈论过此事。许先生也认为这是事实。他解释说，“四人帮”完旦以后，中国的气氛轻松多了，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消除了担心被抓住把柄的恐惧心理。
不用看别的。当我第一次去中国访问时，中国官员如泰文翻译总是离得远远的，不敢亲近泰国人，只在工作时间执行翻译任务，一回到招待所就都走开了，不见面了。
还有在汽车上，无论问什么，即使是刚从眼前闪过的公路两旁的东西，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翻译一概回答不知道，就算了事。
这次就不同了。每个中国官员以及翻译，都公开地同泰国人呆在一起，象自己人一样，经常谈笑风生。他们敢同我们谈任何问题。这证明，在华主席时代的中国，人民更加自由了。
对中国的生活情况，这次看到的比上次多。
一天上午，巴允先生、诺蓬先生和我在沙拉倍博士的带领下，外出散步，转到北京饭店后面，只见来来往往的行人。我们走过一间间商店，看到中国人都在购买商品，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每个人的衣着几乎都一样，但很整洁，不破烂，也不高级。我感到，中国妇女现在多穿起了花衣服。上次去中国时，几乎找不到一个穿花衣服的中国妇女。但这次看到中国妇女穿花衣服了，大多是淡色的，有天兰色的、乳白色的，另外还有一些很少见的时髦式样。
在北京的时候，中国官员带我们参观了人民公社。这个公社饲养北京鸭，位于北京东南郊。
参观时，我努力向这个公社的主任打听公社的农民和工人的收入情况。
这个公社每年的收入分配如下：公社开支占百分之四十，公积金占百分之十三，社员福利费用占百分之五，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占百分之二，剩余的百分之四十供社员个人分配。
我问他们向社员分配的原则是什么？他们说，谁的劳动工分多，收入就多。谁的劳动工分少，收入就少。他们无论干什么活都一一记录备案。年满十七岁以上的男女青年都有工作干。
这里我想回过来谈谈泰国农民的情况。我们泰国农民的平均收入多么令人沮丧！
我把泰国农民和中国农民作一比较，别以为我赞扬支那人或者赞扬共产党。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愚昧无知地抛弃农村。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农民撒手不管，共产党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我们身边，卡我们的脖子。
在中国他们没有通货膨胀，商品都很便宜。因此，他们农民的收入没有因商品价格象我国这样上涨而被吞噬光了。我国农民出售粮食，价格被压低。可是，到市场上去购买食品和、日用品时，我们的农民则受到剥削，因为商品价格每天上涨。如果对这种情况撒手不管，那么不管下多大本钱镇压异动分子，共党分子仍将遍布全国。
在此我要谈谈对中国公社的看法。我听到过对公社的许多说法，有的说公社象可怕的集中营一样。我可以证实这不是事实。我已两次访问中国，看过他们的好几处农村，没有见到压迫现象。他们的农民安居乐业，没有象人们所说的那种残暴折磨的悲惨景象。
中国今天还不是无阶级社会，还没有实现共产党的理想，成为人间天堂。中国还有阶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中国今天已是没有色情的社会。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在当今世界上，具有不同理想和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仍可以友好相处。中国是共产国家，泰国不是共产国家，但中国和泰国能够友好相处。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共处，必须依靠互相了解。
在结束此文之前，我还要说一点，不仅泰国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也要了解在理想和政治经济制度上与己不同的泰国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