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记者基佩克斯访华观感《人类的五分之一》

【本刊讯】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十一月五日刊登该报副主编基佩克斯的访华观感，题为《人类的五分之一》，摘要如下：
中国人希望我们喜欢他们，对于这一点很快就看清了。
从香港入境时，中国人不要我们办理海关手续，也不检查通货，相反，却招待我们吃了饭。随后，我们乘火车顺利地走了七十五英里路程，穿过郁郁葱葱的广东省，到达广州。我们受到了广州和北京报界负责人的隆重欢迎。在喝茶致词之后，我们由六辆小轿车送到了广东省宾馆。这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楼，庭院里树木成荫，色彩艳丽的蝴蝶在空中飞舞。
广州就确定了我们这次访问的格式，总是开着车队出去，进行参观，举行宴会，相互祝酒。在广州，我们参观了一所大学、一家工厂和一所幼儿园，同一位文学院院长谈了入学的标准，同一位工厂的负责人谈了工资，同一群四岁到七岁的孩子举行了联欢。在北京，我们访问了《人民日报》社，出席了一次宴会。接着，我们乘了一夜火车（卧铺）前往山东省，又改乘汽车前往胜利油田。然后，我们从山东省省会济南乘飞机前往上海，然后又从上海飞回北京。
我们受到了极好的接待。在山东省，我们主要的东道主是省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在上海，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官员，过去担任过外交官。他很乐于谈国际问题。我们一边喝茶，吸着中国的味道柔和、惹人喜欢的香烟，一边谈话，谈话进行了七十分钟，直到宴会要开始了才结束。我们是极受优待的客人，我们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同治理中国的人会晤，那些人可以有权威他说“中国不会再乱了，现在将要有二十年稳定的时期”。他们的话使你会相信这一点。
在北京逗留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同李先念会晤了七十分钟。李先念是领导集团中的第四号人物。同李先念会晤是最大的荣幸，七十分钟的时间算很长了，通常只有三十到四十分钟。
中国人希望让我们高兴，确实如此。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我们的小麦、羊毛和铁矿砂。他们想让我们在道义上支持他们反对俄国“霸权”。他们希望人们了解他们和信任他们。
他们没有要搜罗改变信仰者，也没有劝诱人改变信仰。相反，他们强调自己“落后”。这确是事实。中国仍是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第三世界特征是一目了然的。例如，维修不善——机械和建筑物，甚至一些很好的饭店，也总是好象有些毛病，浴室普遍如此。明显地缺乏投资——在一直延伸到城市边缘的精耕细作的农田里，仍然使用往往是由妇女扶着的牛拉木犁；广州的一家工厂里使用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机器；在一九六二年才开发的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这一片多碱的平地上，靠了临时性的（“自力更生”的）办法创造了小小的奇迹，而这却更着重他说明在企业中仍采取了外行的做法。经营管理属于中等，经常给人印象肤浅——当我们问到介绍以外的情况时，油田的领班瞠目结舌，无可奈何，十分窘迫。
但是，中国不仅是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也是个核国家。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在天安门广场东边北京饭店的大休息厅里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可以看到来自五大洲的不同肤色和不同信仰的代表团来来往往。中国拥有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人力物力。毕竟，中国创造的奇迹并不都是微不足道的。譬如，中国相当成功地使八亿人有饭吃、有衣穿，在二十年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先进的电子工业，在十五年的时间内建立起了石油工业，还建立起了充分供应商品的消费品工业……中国不是一个要靠恩赐的国家。
处处洋溢着善意，款待非常热情，处处表现出取悦于人的愿望和良好的伙伴关系。但是，尽管大摆宴席，安排了参观游览、安排了会晤和交谈，尽管这一切都很有趣，而原打算要促进的谅解却受到了限制。
从我们方面来说，接触受到限制的原因是，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负有半外交官的职务，因而我们的提问受到了约束。作为客人，我们不敢过多地提试探性或挑剔性的问题，生怕冒犯对方。
从中国方面来说，限制在于他们不了解情况。一家工厂的负责人说不上这次提薪的数目是多少。中国规定在接触和交往中必须严格按照一种千篇一律的做法，其效果就显得更加愚蠢。除了少数最高领导人之外，所有的人在介绍情况时都是照本宣读，用词是经过批准的，每句话都被认为是正确无误的，整个过程就是一种仪式。无论是教授，还是油井钻机的领班，都是按照既定的格式介绍情况：一开始先介绍该单位的情况，然后介绍进展情况（只用百分比说明，不提供任何基数），接着是谈“四人帮”的破坏，然后是（“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大治”后又得到了恢复，最后是谈今后的任务。“四人帮”成了我们这次访问的压倒一切的主题。
我们多次问到了这个问题，即，中国党将采取什么措施防止今后再出现类似的混乱状况？但没有能得到回答。
李先念在思想上不受拘束，在回答问题时用词简练，表现出了掌握全盘的气质，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毫不迟疑。他根本没有保证今后不再会发生这类事件。中国有民主，各级党组织对人民进行教育，“使广大群众能够识别搞修正主义搞阴谋诡计的人，广大群众会纠正这种情况”。但是，“这也不能完全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如果再发生，那也没有多大关系”。他冷静地耸了耸肩膀，胸有成竹他说：“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发生，只会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更加纯洁。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终于看到了坦率，但只是在最高领导人身上看到这种坦率。人们可能会说，要想在一次短暂的访问中进行有意义的接触和交往是不合乎情理的。这是对的
——但是不幸的事实是中国人能同外国人接触的机会几乎只局限于这些短暂的、礼节性的访问。我描绘的关闭社会具有以下特点：纪律严明、循规蹈矩、强制性的保密、八股调和公认的观点等等。在中国，这些特点更加使人感到压抑，因为，中国的保密是传统性的，历来就没有浪漫的个性。
但是……说中国是一个关闭社会就如同说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只对了一部分。中国的活力、单调中所贯穿的人的特性、欢笑声、谦恭中包含的真正的忧虑等等——这一切在限制和失望情绪开始逐渐消失后很久还会索绕心头。
中国给我留下记忆的不是官员，而是同我互赠诗歌的文艺编辑，是扶着牛拉的犁艰难地耕田的妇女，是满腔热情创造性地搭起了临时厂房的一位油田管理干部，是马路上一群群仅仅能让出几英寸的地方以让大卡车通过的颇有风度和尊严的骑自行车的人。始终保持的热情和满怀希望的精神带来的结果到处都可以看到。例如，在绿化方面，毛主席指示要“绿化中国”。今天，中国交错的大平原上的每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都成了林荫道。在城市里，喧闹的大街小巷的每个住家的窗台上都摆着盆栽的花草，宛如“空中花园”。绿色甚至比党的标语上的红色和金黄色还要普遍。在中国的令人惊叹的博物馆里，在帝王的楼阁和古老式的花园里，经常可以看到动物的形象。有龙和鹤，它们是长寿的象征。有张牙舞爪的狮子，但是，通常看到的是昂头伏卧、圆头胖脸的卷毛狮，呈现出一幅想讨人喜欢的有趣形象。尤其是马，有强壮有力、昂首嘶叫、前蹄腾空的战马，也有脊背宽阔、耐心等待的役马。马代表中国总的形象，人类的五分之一，不屈不挠，倔强，俊丽……
中国人希望我们喜欢他们。我确实喜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