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稿：《互相照应的制度帮助了中国人》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十一日登载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发自香港的专稿，题为《互相照应的制度帮助了中国人》，摘要如下：
一位负责厂里集体食堂供应的采购员发现，给食品店职工一些免费的电影票，他就可以弄到相当多的排骨，这是一笔好交易，因为自从六十年代末的文化革命以后，中国的文娱享受机会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这种事情，尽管中国报纸上是不大报道的，或者是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大观察到的，但却是全国性的非正式交换制度——在苏联叫第二种经济——的一部分。
这种安排叫做“走后门”。中国人士说，这种事很少涉及到钱（这样会被认为是行贿），而是以传统的观念“关系”为基础的。“关系”这个词的意思是要在朋友、同学、亲戚和同事之间建立各种接触、联系和良好的关系。
广州有一位工人觉得，规定他的四岁孩子去的托儿所离他的家有好几英里，于是他去请求在文化革命时属于同一派红卫兵、现在担任另一家工厂革委会副主任的朋友，把孩子送到朋友工厂的托儿所去。在申请入托以前，他还自愿到这个托儿所去劳动好几个星期，打扫房子。
另一件事是，在北京有一位护士，邻居是著名钢琴家，她请邻居教她儿子弹琴。私人音乐学校或私人教课是没有的，但是这位邻居出于长期的友谊，同意教她的儿子。后来钢琴家的母亲病了，这位护士就安排她到一家好医院去治病。“完全是友谊”
这位护士说，“彼此没有收过钱——这在中国会被认为是行贿的堕落行为。完全是友谊。”
在共产党接管将近三十年后，这种谋私利的精神继续盛行，表明中国并不是象经常被描绘的那样铁板一块的。它既不象有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无情压制，说它是一个毁掉家庭、控制九亿人一切思想的极权国家。也不象赞成它的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没有个人野心、没有那种熟人好办事现象和没有空子可钻的社会主义天堂。
有一位以前在北京住过的人说，“电影院门口不挂广告牌。某一位你认识的干部会邀请你，告诉你‘我们要放映一部参考影片。看完以后，请批判。这不是一部好影片，但是可以从中吸取反面教材’。当然，我们都坐在那里看这部电影——真是一次享受。”
在江青去年被打倒以前，她把文娱活动限制在只准演少数几部所谓样板戏和根据样板戏拍摄的那么几部电影。西方影片、书籍和音乐是被禁止的。
非正式的第二种经济也有它自己的名次排列。在名单前列的是中国人所说的三宝，即最容易得到稀有物资和方便的三个行业——医生和护士、司机、售货员。
医务人员被认为重要，是因为城市里的医院通常都很拥挤，医生每小时要看十个或十个以上的病人。有一位北京来的医生曾谈起，那些得到特殊治疗的病人，以后——往往是逢年过节时——就会酬谢他鸡和鸡蛋，或者是他们通过商店里的朋友搞来的昂贵的布。
卡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司机受人重视，是因为没有私人汽车，而他们却能够到全国各地去。他们可以迅速地把一车砖或木材送到某个正在修房子或做家具的人那里。中国人说，木材是很难弄到的，谁家要在官方的商店里买个大立柜，就必须有结婚证。请医生护士郊游
这位北京来的医生回想起，有一个国家机关的司机，为了感谢对他的治疗，到医院来主动提出用他机关里的面包车请医生和护士去郊游。这位医生说，起初，医生们考虑了这一建议，担心这样一次未经批准的郊游是非法的。他接着说，“但是，我们得出结论认为没有问题。不存在钱的交易。此外，汽车和司机都是为人民服务，而我们是人民。”
除了医生、司机和售货员以外，另外还有些人也可能是有用的。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某种迟早会有人需要的东西。修收音机和修自行车的人是很难找的，因此应该同他们建立关系。
还有熟人好办事和裙带风
由于坚持要实现一律平等，因此还出现——如果说规模有限的
——赤裸裸的熟人好办事和裙带风现象。据说，有一位国营农场的前负责人，在两个下乡的学生写信给以前的同学对自己的命运表示不满而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之后，曾经大为生气。一位音乐家说起的另一件事是，文化部长于会泳（后来被清洗）让自己的女儿进了北京有威望的中央音乐学院，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她是一个糟糕的小提琴手。
走后门的陋习所涉及的不管是什么事情，这种现象已变得非常普遍，以致产生了一些笑话。北京市民常说的笑话是，有个老太太在很难买到鱼的时候在市场上排了一天队等着买鱼，结果看见几个穿戴很好的顾客走过，篮子里有鱼。她就问，“同志，你的鱼是哪儿买的。”回答说，“后门买的”。于是她就到处找，另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旁观者注意到她的困窘以后，就对她说：“是有一扇后门，但是对你和我是锁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