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经济评论》雅加达采访记：《苏班德里约的孤独的小天地》

【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十一月十一日一期刊登戴维·詹金斯在雅加达写的一篇采访记，题为《苏班德里约的孤独的小天地》，摘要如下：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一九六五年发动政变时，外长苏班德里约博士正是苏加诺主义浪潮中的风头人物。
当今，一切都成了历史。苏班德里约随着这次政变就永远倒运了。人们曾说可能当苏加诺的继承人的这个人，被武装部队逮捕，并且受到审讯，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是总统的代理人。他被控告犯了颠覆罪，被被特别军事法庭判了死刑。他被剥夺了全部职务。
过了十一年以后，苏班德里约现在住在雅加达郊外尼尔巴亚军事监狱一个背阴的院子里。他独占一座配备浴室的平房，还有许多书。监狱的看守人员对他有点放纵，所以谁也不真正相信真会处死他。
这位戴眼镜的前外科医生在监狱里的冰箱修理车间进行学习研究，并看管了十只小猫。他一味埋头研究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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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班德里约六十三岁，看上去英俊而健康。但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精力十分充沛，讲话断断续续，习惯于用脚急速地轻轻敲击地面。虽然他说宗教重又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平静，但是一位探视者却感到存在着一种神经质的压抑感。
他的情绪是镇静的。他在前不久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不往后看。我指望着未来。碰到了这种事。就这样吧。一个政治家被关到监狱里并不是不寻常的。不单单在这里发生这种事情。看看布托，看看甘地。我是一个政治家。这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的职业要冒的一个风险。不能因为被关进监狱而感到害羞。这常常是一种说明有良好举止的迹象。”
这次谈话是在他的平房外面进行的。苏班德里约坐在一个小木凳上，谈话时有七个陆军军官和另外一些官员稀稀拉拉地围成一个半圆形站着。他态度和蔼，带着开玩笑的样子；不愿意在这种场合谈论实质性问题。他采取一个自我嘲笑和轻率的做法，机灵地把所有政治性的问题都回避了。然而，有时候在他的声音中带有一种不仅仅是讽刺的口吻。
他耸耸肩膀问道：“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呢？我没有什么头痛的事。我不需要为生活而斗争；什么事情都给我安排好了。”他说，他专心一意地研究宗教。“如果我不进监狱，我就决不会了解宗教是什么。我现在有了很好的了解。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宗教只不过是一种嗜好。”
他认为，在监狱里花费十二年时间来了解精神方面的东西，所付的代价是高的，但是他并不遗憾。近几年来，苏班德里约在政治上的死亡还伴随了家庭的不幸。一九七四年二月，他唯一的一个孩子（一个三十一岁的养子）在睡觉中死去了。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医生）在两个月后也死了。
“我失去了妻子，我失去了儿子，我失去了工作。但我自己却仍然活着。宗教帮助我了解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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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班德里约来说，在监狱里度过时光是上帝的摆布。“我们大家都要见上帝——包括你们和我。现在我没有任何世俗的罪。这就清洗了我一切罪行。
“上帝把我投入监狱是由于我的错误。他已经写下了我将会有什么遭遇。某一天，你将被关入监狱。某一天你将被剥夺掉你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仍保持我的幽默感。否则，我就要疯了。我让上帝去摆布了。如果说我很快就能下来，那么我也很快就能上去。”
瑜伽（古代印度哲学的一派，带有神秘主义成份）是他的又一个兴趣所在。苏班德里约每天花一小时学习瑜伽，“因为瑜伽使你保持健全。它是精神和思想的戒规”。他还花大量时间来“进修”外语。他能讲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现在又在努力学阿拉伯语。
苏班德里约总共在监狱里度过了十五年——在荷兰殖民统治期间，在日本统治期间，在共和体制时期又两次入狱。他笑着说，如果他过去一直当外科医生，他今天就不会被关进监狱了。他开玩笑地说：“但是我走入了歧途。我干错了行。”
苏班德里约也和在尼尔巴亚其他被定罪的人一样，有着很大自由。他在白天常常去雅加达——他的监狱看守人员说他每月去一次，但是另外有人坚持说他好像每周不至去两次——乘坐一辆“青鸟”出租小汽车在雅加达游逛，往往没有卫兵跟着他。
但是他对于他在这个印尼首都看到的变化是不表示意见的。他对政治形势发展表示不感任何兴趣。他说，“我在思想中是不大考虑这些事的。我认为外界是不正常的，而这里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