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刊文章：《苏联：革命在倒退》

【本刊讯】法《新经济学家》周刊第一○五期（十一月七日出版）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革命在倒退》，摘要如下：
十月革命已有六十周年。在三代人之后，苏联成就的总结，是否证明官方的庆祝活动所表示的满意有道理呢？又有道理，又没道理。在很长时期中，社会改造是毋庸置疑的。但在今天，以及在今后的许多年中，苏联已陷入和将继续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
苏联从一九一三年居第五位的工业国上升到在工业方面和军事方面可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苏联的民用生产，除了小轿车外，正赶上美国的水平。苏联进入群众消费的时代。质量并不总是可以媲美的。此外，生产率的落后说明了苏联按人口平均的收入为什么比美国低一半。尤其是在把一九七七年苏联平均工资（一百五十五个卢布——约合一百八十七美元）变成与购买力相等的东西时就更加如此。毋庸置疑，军事部门至少耗费百分之十二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九七六年为三百五十一亿卢布——约合四百三十五亿美元），大量吸取了资财，并把它优先考虑的事项和它的组织——中央指挥、等级制度、纪律、专断的计划——强加于整个经济。
在农业方面，成绩是不太好的。目前，尽管有大约二千八百万农业劳动者，即占生产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但农业产量仍然是不足的。谷物的平均产量是每公顷十五公担。但非常奇怪的是，苏联既是世界上小麦的主要生产国，又是谷物的主要进口国。畜牧业也受产量不足的影响，而且，如果没有自留地的供应，城市的粮食供应便会是不稳定的，尽管十二年来，给农业提供了大量贷款。
由于农村人口流往城市而促成的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的根本变化：从一九一七年农村为主的社会（占百分之八十二），现在变成了城市社会占主要地位（占百分之六十二）。俄国青年一九一三年已能有百分之五十上学，现在他们得以享受大部分居民都可上学七年以上的制度。发展的必要性使专家和职员人数膨胀起来了，许多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到了负责的岗位上。这一来，革命前代表很少的中等阶层，现在占了多数。现在是中等阶层在定调子，政权依靠的正是它们，而不是无产阶级。
但是，经济前景要更加使克里姆林宫不安得多。苏联已经耗尽了农村的劳动力储备。十五年来，农村人口加快向城市涌流，是对农业的前途本身的威胁：已经没有很好受教育的农业居民都老了。此外，出生率的下降今后会大大减少每年劳动力的增长。被不相适应的地理分布加剧了的人员缺乏，引起了过分大的流动：每年有百分之二十的工业人员更新（某些地区达到近百分之五十）。粮食收成每年波动之大，反映了尽管增用化肥，农艺水平尚很原始：一年之间收成可能相差百分之六十五，这就危害到家畜饲养。在象一九七五年——七六年那样糟糕的年代里，苏联竟要断然减少它的装备订货，用大量进口粮食来保证消费。向外国购买粮食实际上显得比生产粮食便宜些：每年预算要支出一百七十亿到二百亿卢布的补助费，以偿付集体农庄的亏损和保持消费价格的稳定。由此发生“向内”的通货膨胀，结果造成发行的货币量和拥有的产品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并不总是引起物价上涨，但却会引起季节性的匮乏和在商店门前排长队。
另一个通货膨胀压力的根源，就是使用新的生产能力方面的落后状态。这种传统的“落后”反映了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困难。由于研制—发展工作比西方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成批生产，所以苏联当局宁愿直接进口尖端技术，而不要象以前那样去模仿。
最近几年，进口粮食和定购西方的设备比出口增加得快（一九七六年贸易逆差：四十一亿美元），结果负了外债，一九七六年外债至少达一百亿美元。后果是：除了在化学、能源和旅馆业之外，设备订货已有些减少。危机使西方的购买减少，也阻碍着在苏联投资的努力。
从经济上说，苏联不象以前那样孤立，它从此已和世界经济形势联系在一起，它也正遭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