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时代》周报文章：《六十年之后僵化了》

【本刊讯】西德《时代》周报十一月四日刊登佐默尔写的文章，题为《六十年之后僵化了》，摘要如下：
十月革命六十年了，苏联现在给世界的印象是一个僵化的大国形象。它已失去革命的动力作用，庆祝活动变成了一种单调地重复地进行表白的枯燥无味的仪式。领导集团已经太老了，作出决定的速度一年比一年慢了。几乎感觉不到有更新的力量了；虽然已开始改革计划制度、经济组织和农业，但由于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而停止不前。
在对外政策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大国有它好的一面。这个以镰刀斧头为旗帜的国家，西方先是要消灭它，后来是半心半意地容忍它，最后是违心地承认它，而现在是同它共存，尽管总不感到那么舒服。
可能所有这一切都同沙皇时代差不多，或许有点不同。第一，当时俄国是五大国之一，而今天苏联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第二，当时沙皇是把自己作为正统教会的领主，而克里姆林宫新领导人把自己作为有正统信念的共产党人的领主。但这对分析问题没有多少改变。亚历山大五世或者尼古拉四世也可以执行今天莫斯科的对外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月革命就是多余的了。
苏联还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大国。这个大国是个瘸腿：军事上的这条腿强大有力，民用上的这条腿软弱无力。供应不足，不管买什么东西都必须排队。尽管有很大的建筑能力，但住房危机仍然是个问题。虽然部长会议主席毫无畏惧地就“酸性土壤基本板结”问题发表演说，各家报纸就播种问题发表社论，但农业上仍然很不幸。现有的消费品质量非常差，因此卖不出去。这个国家可以向月球发射火箭，但却满足不了人们对好鞋子的需求——就是在航空方面也缺少电子仪器和电子计算机。政治广告上宣布生产捷报频传，而实际情况却很糟糕。
在要起世界作用的要求和内部结构虚弱之间又产生了一个深渊。
第一：苏联是一个全面的有阶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权利和特权就象一百二十年前迪马周游俄国时那样突出，当时迪马曾记下了莫斯科的一个朋友给他提出的建议，要他到各省旅行时应在胸前佩戴一枚勋章，“否则您会受到冷遇”。现在的特权同沙皇贵族的特权没有什么不同，同属一个概念。这种社会学上的分类——占统治地位的高级官僚、中级干部、城乡无产者——是一个通常的城市国家的社会学分类。马克思是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家庭，但马克思已逝世了。新阶级的政权中坚在此期间甚至接受了遗留下来的特权，他们用极其拙劣的办法进行统治。
第二：苏联同沙皇时代一样没有能力进行改革。勃列日涅夫同他的前任没有丝毫的差别。他想接收改革机构，但不想接受改革思想——迄今为止真正现代化的各种尝试都因此而失败了。
第三：苏联政权不能够给予非俄罗斯的东欧前沿阵地居民比本国居民更多的自由权利，由于同样的原因沙皇废除了波兰的宪法。这就是说：只要克里姆林宫——现在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由于害怕而要求对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进行改革，那么在莫斯科和东欧国家之间就不可能存在有机关系。同从前一样，在这方面也很具有爆炸性。这就要求要有一致性，适应克里姆林宫的形式，这也就不排除会出现紧张。但在革命六十年以后，苏维埃国家还不仅面临着这些永久性的俄国问题。经济发展的动力遭到了破坏。生产力下降，生产设备过时。同时由于人口减少，劳动力来源将明显不足。但是，除此之外苏联还面临着现实的能源不足的局面：新矿的开发赶不上老矿的开采。
另外，在多民族国家苏联还有俄罗斯化政策所带来的明显危机。非俄罗斯族人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而且非俄罗斯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比大俄罗斯民族的人口增长得快。到了二○○○年，土耳其斯坦人将占苏联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将会对苏维埃国家的性质产生什么影响呢？人口的发展甚至是否可能会威胁到它的统一呢？
后继人方面的危机更为突出。苏联领导人都已经很老了，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将近七十岁。在今后几年内就有相当一大批人换班。
在一百四十年以前马尔基·德居斯蒂纳对俄国作了这样的描写：“在象这样一个政体的国家里，热情要孕育好长时间才能迸发出来。”今天这种热情正在孕育过程之中，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只不过是迹象之一。